内容提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迄今为止的形成发展过程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萌生孕育阶段（1982~2007）、形成确立阶段（2007~2018）和丰富发展阶段（2018~至今），分别对应于习近平地方主政时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到“5.18”《讲话》、“5.18”《讲话》以来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阐述。在长达25年的地方主政实践中，习近平本人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经历了萌发、成型与成熟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两（座）山”理念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绿色发展理论。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后，习近平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战略思考从更多是地方地域层面上升到国家全局层面，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就进入了它的形成确立阶段。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阐述而实现的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拓展包括三种情况：阐释强调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5.18”《讲话》的精神实质，结合全国各地实际做出更具针对性和更加细致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与任务要求，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新经验新情况新议题所做出的新概括新判断新阐释。

　　关 键 词：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两（座）山论”、萌生孕育、形成确立、丰富发展

　　依据2021年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2022年初出版的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出版说明”所做的权威性阐释，“习近平同志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本文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迄今为止的形成发展过程，划分为如下三个阶段：萌生孕育阶段（1982~2007）、形成确立阶段（2007~2018）和丰富发展阶段（2018~至今），分别对应于习近平地方主政时期、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后到“5.18”《讲话》、“5.18”《讲话》以来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思考阐述，从而表明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提出并不断发展一系列原创性的生态环境议题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

　　

　　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萌生孕育

　　1．河北正定时段 1982年3月到1985年5月，习近平作为县委副书记、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零两个月。他后来深情回忆说，正定是我从政起步的地方，“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时正值我国改革开放政策全面实施的初始阶段，也是党和政府“保护环境基本国策”的逐步形成与确立阶段。因而，习近平对正定改革发展的思考及其实践探索的重要方面，就是将全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并提出创造了一系列富于开拓性、前瞻性的地方做法与经验，成为其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最早萌生。 其一，将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县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正定是一个农业大县，因而农业经济发展的因地制宜和科学规划是头等大事。习近平指出，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必须前瞻性地做好各项基础工作，尤其是要“在调查基础上，做好规划，使经济发展有所遵循”“搞经济，搞大农业，都需要多一些战略眼光，从时间上看得远一些，从空间上看得宽一些。在宏观战略指导下研究自己的微观战略，在全局发展战略基础上研究局部的发展战略”。基于这些认识，他不仅提出了围绕城市需求发展农村“半城郊型”经济和旅游业重大转型的战略，还主持制定了包含生态环境保护明确要求的《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展总体规划》。该《规划》强调，“保护环境，消除污染，治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切要求”“宁肯不要钱，也不要污染，严格防止污染搬家，污染下乡”。 其二，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习近平指出，“现在，农业经济已不仅是农业生产本身，而是由农业经济系统、农业技术系统与农业生态系统组合而成的复合系统，是人类的技术经济活动与生物系统和环境系统联结而成的网络结构”“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多种生产门类，能满足多种目标要求，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效率高，生产和经济都呈良性循环，商品经济占主导地位，开放式的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基于这种生态经济认识，他在两河滩以林还林，大力发展速生丰产林和果树，使荒滩变宝滩；在塔元庄设计生态立体农业，既实现经济效益又获得生态效益，造福至今。 其三，注重历史文化古迹保护利用。习近平来到正定不久，就建议对县委大院的两棵明初古槐树进行专门保护，立石碑并刻上《古槐赋》，后来又亲自组织推动对年久失修、损毁严重的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定隆兴寺进行修缮保护，还利用大型电视剧《红楼梦》拍摄的时机促成了永久性建筑群“荣国府”的修建，建成后与隆兴寺结合成为一条人气兴旺的旅游线路——20世纪90年代年接待游客最高达138万人次，被赞誉为“中国旅游正定模式”。 集中反映习近平同志这一时段理论思考成果的，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知之深 爱之切》。该书节选了习近平在正定工作期间的20篇讲话，分别单列标题28篇，以及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3篇，致辞、发言各1篇，书序、文件各1篇，书信2封，共计37篇，而附录部分则收入了习近平离开正定之后的3篇回忆文章和当年《人民日报》等报道习近平和正定县的3篇新闻通讯。其中，“大力发展商品生产”“正确处理发展商品经济的六个关系”“正定适宜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落实农村经济政策需解决思想问题”“发展农业、农村经济要多一些战略眼光”“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必须做好基础工作”等6篇讲话，集中阐发了他在保护利用当地生态环境与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发展县域大农业经济和城乡一体化经济的新理念新思路。 2．福建时段 从1985年6月到2002年10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了17年半的时间。那时，贯彻落实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先后成为党和政府的统摄性绿色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话语。在此期间，习近平在积极探索保护环境基本国策落实机制路径的同时，开始从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尤其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来思考如何切实推动现实中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因而，这一时段标志着习近平本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战略的孕育成型，而福建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孕育地与先行实践地。 其一，在担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期间，习近平系统阐发了厦门必须立足于自然风景资源保护及其合理开发的绿色发展思路，强调“保护自然风景资源，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我们要发展工业，但不能以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去发展工业，不能把这个破坏掉了去建设另一个，不能作出这种代价的牺牲。厦门不但现有的资源要保护，而且要不断改善目前的旅游环境，把它装点得更加美好”。基于这一认识，由他主持制定的《1985~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把环境优美作为六大战略目标之一，要求“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优美、清洁、文明的海港风景城市”。不仅如此，习近平还创造性地推进城市环境的综合整治，比如在主持筼筜湖治理工作时提出了“依法治湖、截污处理、清淤筑岸、搞活水体、美化环境”的二十字方针。20多年之后，厦门的鼓浪屿于2017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而曾经是臭水湖的筼筜湖如今已成为碧波荡漾、繁花似锦的“厦门绿肺”和“厦门会客厅”。 其二，在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习近平高度重视林业、农业对于改善生态环境的基础效用，同时强调区域脱贫发展必须基于农林业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的均衡统一。比如，他在“闽东的振兴在于‘林’”（1989）一文中指出，“闽东经济发展的潜力在于山，兴旺在于林”“森林能够美化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防风固沙，调节气候，实现生态良性循环等”；在“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1990）一文中则强调，“现在讲综合发展，则是要提倡适度规模经营，注重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把农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发挥总体效益”。基于这些战略考量，习近平主持召开规模空前的地区林业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苦战七年、荒山披绿装”的绿化目标要求，还在调研时告诉基层干部，要安心种果、种树发展林业，不要攀比GDP。如今，经过不懈努力，闽东的造林绿化和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取得明显成效，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改善。 其三，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习近平开始从省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战略的高度来把握布局生态环境建设治理。1992年，习近平主持修订了《福州市20年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设想》，其中明确提出“城市生态建设”理念，强调城市生态建设应综合考虑农业、旅游业、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等议题政策领域，从而把福州建设成为“清洁、优美、舒适、安静，生态环境基本恢复到良性循环的沿海开放城市”。在此基础上，他大力推进“绿化福州”行动和内河综合治理工作，前者贯彻实施了“抓重点、保基础、上水平、一体化”的工作思路，要求将“见缝插绿”和“成片种树”策略相结合，后者制定出台了《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和“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条块结合、齐抓共治”的十六字治理原则，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实现内河治理。如今，福州市生态环境质量稳居全国前列，空气清新、环境优美已成为福州的城市名片。 其四，在担任福建省长期间，习近平开始从省域层面系统考虑规划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这尤其表现在，他正式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构想，组建了生态省建设领导小组并担任组长。在全面调研、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福建省于2002年7月举行了全省环保动员大会，标志着生态省建设工程全面启动。习近平在大会上做了“全面推进生态省建设、争创协调发展新优势”的讲话，其中提出，用20年的时间，通过“三阶段”“六体系”“四任务”的工作部署及其实施，建设一个经济繁荣、山川秀美、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省份——这很可能也是习近平第一次正式使用“生态文明”概念。此外，他还从机制创新入手，带领福建在全国率先发起了集体林权改革，着力从机制上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等三大问题，并在全省范围内围绕这三大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尝试，从机制上实现了“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为全国集体林权改革做出了重要贡献。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福建林改经验上升为国家林改政策。 集中反映习近平同志这一时段理论思考成果的，是1992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首版的《摆脱贫困》。该书收录了习近平担任宁德地委书记期间自1988年9月到1990年5月的重要讲话、文章，共计29篇、12.1万字。它真实记录了习近平在宁德地区工作期间尤其是围绕闽东地区如何脱贫致富、加快发展这一主题，所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法和制度创新思路。其中，“对闽东经济发展的思考”“正确处理闽东经济发展的六个关系”“闽东的振兴在于‘林’：试谈闽东经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现实选择”“困境的突破：贫困地区发展乡镇企业的思路”“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扶贫要注意增强乡村两级集体经济实力”等7篇文章，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思想。 需要强调的是，这时习近平关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广义的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考与实践，已经具有颇为明晰的独立思想意涵和系统性特征。从厦门到宁德、再到福州，从地级城市到省级层面，尽管生态环境保护治理议题所处于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或背景场域有明显不同，但生态环境保护议题本身的经济政治重要性却明显呈现为日趋彰显或突出，这使得习近平作为地方政府主要负责人越来越能够从整体视野和政治高度来看待生态环境问题及其保护治理的重要意义。比如，2002年6月20日，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在武平县万安乡捷文村调研时明确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做到“让老百姓真正受益”。这可以说是对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目的或对为什么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简洁通俗、也最为政治正确的回答，而这也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建设系列论述中始终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鲜明主线——他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再次强调，“要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民生优先领域，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烁、清水绿岸、鱼翔浅底，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住得安心，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香、田园风光”。再比如，习近平在宁德工作期间就已经初步阐发了经济改革和脱贫发展过程中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思想，而他2002年在三明市调研时则更明确强调，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注重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有序、可持续地开发，避免资源与环境的浪费与破坏，促进生产良性循环和生态、经济、社会效益的有机结合。这其中的核心性思想是经济现代化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辩证统一，也就是逐步走上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尤其是要通过积极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开发利用实现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全面改善。不仅如此，习近平在此期间已经提到“青山绿水是无价之宝”“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等直接性论述，成为不久后正式提出的“两（座）山”理念的理论源头。当然，尤其从承前启后的意义上看，也不宜过分强调这其中某一个节点甚至这一时段本身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发展的特殊重要性。 3．浙江时段 从2002年10月到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了4年半的时间。那时，在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导向的基础上，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与建设“两型”社会逐渐成为党和政府统领性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与政策话语。此间，习近平不仅系统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还通过推进“绿色浙江”建设和“八八战略”等重大举措来积极践行这一理念，从而标志着习近平同志个人生态文明思想的孕育成熟。 其一，积极推进以“绿色浙江”战略目标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2002年12月，浙江省委明确提出要求，以建设生态省为主要载体和突破口，推进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所提出的“绿色浙江”战略目标，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2003年初，由习近平担任组长的浙江生态省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并制定出台了《浙江生态省建设规划纲要》这一指导全省创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浙江生态省建设的正式启动。同年7月，习近平代表省委提出了贯彻落实这一规划纲要、全面促进生态省建设的“八八战略”——即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这其中的第五个战略性方面就是，“进一步发挥浙江的生态优势，创建生态省，打造‘绿色浙江’”。2020年5月，浙江省通过了生态环境部组织的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验收，成为全国首个建成生态省。其评估报告认为，浙江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生态文明制度创新和改革深化引领中国，已率先探索出一条经济转型升级、资源高效利用、环境持续改善、城乡均衡和谐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 其二，持续推进以“美丽浙江”战略目标为核心的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美丽乡村建设。2003年6月，在习近平倡导主持下，以农村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环境改善为重点，浙江在全省范围内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其基本目标是，用5年左右时间，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并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自那时起，浙江省扎实推进、久久为功，美丽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大批乡村成功实现了从美丽生态到美丽经济、美好生活的嬗变融合，成为率先实现振兴的“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2018年9月26日，浙江省“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被联合国授予其最高环境奖“地球卫士奖”中的“激励与行动奖”。 其三，明确提出阐述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核心理念。2005年8月15日，时任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位于浙北安吉县天荒坪镇的余村考察时，做了即兴讲话，肯定并鼓励当地民众放弃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转向绿色发展的大胆做法，“我们过去讲，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其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个星期之后，他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上，发表了“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的短论，强调“如果能够把这些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等生态经济的优势，那么绿水青山也就变成了金山银山”。这段讲话录像和这一短论，也就成为习近平关于“两（座）山”理念的最早的系统性阐述。从那以后，在浙江工作期间和其他许多场合，他又多次阐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辩证关系，并使之成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治国理政方略中的核心理念或标志性表述。 其四，首次提出阐述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生态文明史观。2003年，习近平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生态兴则文明兴：推进生态建设打造‘绿色浙江’”一文，首次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这一重要论断，并结合“绿色浙江”战略目标与生态省建设做了系统论述。这种文明史观新阐释，不仅从人类文明兴衰演替的高度论述了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重大丰富拓展。因为，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目标和现实进路，自觉顺应自然生态规律和资源环境容量的约束限制，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长期持续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最能够体现习近平同志这一时段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思考与实践的，是2006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和2007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之江新语》。前者采取专题摘编的形式，以党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为背景，辑录了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自2002年10月至2006年6月所作的报告、讲话、文章和批示摘编，全面客观地展示了他在思考与处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各项工作时的真实历程，以及在领导方法等方面的一些心得体会。全书分为八个部分，其中涉及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是第一部分“用发展着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和第二部分“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比如，第二部分除了关于“生态省”与“绿色浙江”建设和“两（座）山”理念的集中阐述，还包括了他对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代表性论述：“破坏生态环境就是破坏生产力，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全省第七次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2006年5月29日）“不重视生态的政府是不清醒的政府，不重视生态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生态的企业是没有希望的企业，不重视生态的公民不能算是具备现代文明意识的公民”（《在第三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书面发言》，2003年10月30日）“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早抓事半功倍，晚抓事倍功半，越晚越被动……同时还要看到，生态环境是资源，是资产，是潜在的发展优势和效益”（《在与省委党校部分学员座谈时的讲话》，2003年10月11日）。 后者辑录了习近平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期间自2003年2月至2007年3月发表在《浙江日报》的“之江新语”专栏的短论，共计232篇。尤其是，2005年8月24日发表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一文，被普遍认为是他关于“两（座）山”理念的最早的系统性阐述：“我们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通俗地讲，就是既要绿水青山，又要金山银山。”而需要指出的是，即便在该书当中，习近平对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阐述，也还有另外两处。因而，直接意义上的“两（座）山”理念包括三个层面的核心性意涵：一是“绿水青山”（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政策）和“金山银山”（经济发展目标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认知到实践，既要前者也要后者、宁要前者不要后者和前者就是后者；二是“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积极科学转化，对自然生态资源的严格保护前提下的科学合理利用；三是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基础的新发展理念或生态文化，“这‘两座山’要作为一种发展理念、一种生态文化，体现到城乡、区域的协调发展中，体现出不同地方发展导向的不同、生产力布局的不同、政绩考核的不同、财政政策的不同”。 总之，从生态省建设到美丽乡村建设，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到“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科学论断，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或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论述与战略构想及其贯彻落实，不仅构成了一个特色鲜明的全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推进“两型”社会建设的范例性区域或省域版本，而且初步形成了一个以“两（座）山”重要理念和生态省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战略为基石构建起来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与实践体系。 4．上海时段 从2007年3月到10月，习近平同志在上海工作了7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较短时间内，他开展了大量的行业与基层调研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对于上海市第九次党代会报告所做的未来发展规划提出了“四个放在”的明确要求：放在中央对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上，放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放在全国发展的大格局中，放在国家对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思考和谋划，从而对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与改革开放愿景做了高瞻远瞩的顶层设计。他自己在归纳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时，也把“认真开好市第九次党代会”作为四项业绩之首。与此同时，在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方面，习近平也在不同时间、场合做了多次理论阐述与政策部署，并对上海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 习近平在第九次党代会报告中谈到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瓶颈与难题时指出，“能源、土地资源和环境容量等瓶颈制约日益凸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而在论述“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战略部署时则强调，要“大力推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并提出了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节约资源能源尤其是水和土地、严格落实污染物排放管治与污染防治、大力推进崇明现代化生态岛建设、加强近海与海洋自然资源保护和治理等政策举措。2007年7月，他在青浦区调研时举行座谈会，并针对淀山湖水保护区的问题指出，要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进一步加大污染控制力度，加强水环境治理，做好生态治理工作；要积极探索建立环境保护补偿机制，立足实际，加快建立与周边省市的协同机制，真正形成湖区治理的长效机制。 对于生态农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习近平指出，“城市与农村、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依存关系，正确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和城乡共同进步，是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在上海市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9月27日），而上海已经“具备了全面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条件。城乡一体化并不是一样化、一律化、无差别化，还是有差别的，城还是城，乡还是乡，风貌还是不一样的”（《在奉贤区调研时的讲话》，2007年8月29日）；他在宝山区调研时提出，要依托大都市的综合优势，坚持农业的科技化、集约化发展，大力发展现代、生态、高效、特色农业，全面提升农业的经济功能、生态功能和服务功能，在另外两区调研时则强调，“农业不求大而求精”“在现代农业方面起到一个试验田、示范区的作用”（《在闵行区调研时的讲话》，2007年6月19日），“现代农业，不仅应该体现在设施农业、种源农业、精细农业、高效生态农业上，而且还可以和其他产业融合”“应该把现代农业发展起来，做精、做优、做强”（《在嘉定区调研时的讲话》，2007年7月5日）；他还特别强调遵循乡村发展规律、扎实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的重要性，“不搞大拆大建，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尊重村民意愿”“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使村容整治等方面有明显改变”（《在松江区调研时的讲话》，2007年8月23日）“符合农村的自然风貌，具有江南水乡、古城特点的文化风貌要保护下来”（《在南汇区调研时的讲话》，2007年8月9日）“像枫泾古镇以及农村自然村落等，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历史文脉”“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过程中，要倍加珍惜，切实加以保护”（《在金山区调研时的讲话》，2007年6月12日）。应该说，这些政策阐述与部署要求，已经超出了原初意义上的“三农”问题及其应对或乡村振兴战略落实，而是有着明确的区域生态文明经济与社会建设整体布局、协同推进的意涵。 总之，从正定、福建、浙江到上海，在长达25年的地方主政实践经历中，习近平同志本人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思想经历了一个萌发、成型与成熟的过程，其主要标志是形成了以“两（座）山”理念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绿色发展理论。就此而言，地方从政尤其是福建和浙江的主政履历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极其重要的实践基础或源泉，而这些不同时段的理论与政策阐述，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初步表述——事实上，除了众所周知的“两（座）山”理念，这一阶段所提出的许多其他概念或表述也为习近平后来所沿用，比如“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省（示范区、先行区、试验区）建设”“美丽乡村（中国）建设”等。而需再次指出的是，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在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所指出的，他始终特别关注和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生态文明建设这一政策议题，“我对生态环境工作历来看得很重。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建、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期间，都把这项工作作为一项重大工作来抓”，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创造性努力还主要是在党和政府既定的绿色意识形态话语与政策框架之下展开的，“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说我们做到了什么，其中之一就是做到了解放思想这一条。做到这一条并不是因为我们本事大，而是从心理有一种想和中央保持一致的觉悟和愿望，有这么一颗诚心，试着去学、去闯”。

　　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确立

　　2007~2018年，习近平同志进京工作，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相应地，他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战略思考，从更多是地方地域层面上升到国家全局层面，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也就进入了它的形成确立阶段。因而，可以把这一阶段划分为如下三个小的时段：十七大之后、十八大之前；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十九大之后到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1．十七大之后、十八大之前 就党和政府的绿色政治意识形态与治国理政框架而言，2007年10月举行的党的十七大，构成了一个继往开来的重要过渡或转折。一方面，科学发展观视域下的“两型”社会建设，成为与保护环境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一样高位阶的统摄性话语和政策表述，另一方面，大会报告又第一次明确引入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全新伞形术语，并围绕“建设生态文明”和树立“生态文明观念”两个侧面论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重要意义与政策意涵——主要是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发展循环低碳经济和控制环境污染，大致对应着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层面。不言而喻的是，作为即将履新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习近平在党的十七大报告的起草、讨论与批准和日后的贯彻落实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随后的五年中，习近平既有许多就全国各地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所做的具体性政策指示或指导，也有很多在国际场合关于我国生态环境议题国际合作的立场与政策阐述，从而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在此，笔者以此间的《人民日报》（2007年10月15日~2012年11月7日）为文本依据做如下归纳概括。 在国内层面上，2007年12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研讨班结业式上发表讲话，虽未直接提及生态文明建设议题，但强调了“特别要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切实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谋划发展、推动发展、评价发展”（《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2日）。 2008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两会”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着眼‘四个率先’推动科学发展”“使上海不断朝着服务经济比较发达、创新能力显著提高、资源消耗持续降低、生态环境逐步改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充分发挥的目标迈进”（《人民日报》2008年3月6日），而他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则强调，“努力建设生态文明，是结合内蒙古实际推动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要引导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人民日报》2008年3月7日）。5月，他在山东考察工作时指出，山东省“要坚持统筹兼顾，促进经济与社会以及各项社会事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在提升经济质量的同时，更加注重环境质量的改善”（《人民日报》2008年5月12日）。11月，他在云南调研时，专门考察了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情况并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观念，建立健全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牢固树立正确的发展观、政绩观和生态观，扭转重经济指标、轻生态环境指标的倾向，推动形成经济发展是政绩、保住青山绿水是更大政绩的科学导向”（《人民日报》2008年11月21日）。 2009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两会”山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山西作为资源大省……要在加大转型发展、和谐发展力度的同时，着力抓好安全发展……努力探索走出一条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新路子”（《人民日报》2009年3月11日）。8月，他在内蒙古调研时指出，“内蒙古资源丰富、区位重要，要进一步突出区域和产业特色，加快结构调整优化和科技创新步伐，努力实现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和谐，在新的起点上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8月26日）。 2010年4月，习近平在海南调研时指出，海南应以建设国际旅游岛为抓手，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建设国际旅游岛的突出优势。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建立健全资源节约型技术体系和生产体系，提高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使青山更绿、海水更蓝、环境更美”（《人民日报》2010年4月14日）。7月，他在河北唐山调研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以高新技术为支撑，坚持绿色增长的发展方向，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着力发展绿色产业、建设绿色城市，努力走出一条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创新驱动的发展道路”（《人民日报》2010年7月19日）。 2011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两会”云南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希望云南紧紧抓住机遇，用足用好中央支持政策，以更大力度推进开放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1年3月11日）。5月，他在贵州调研时强调，“要坚持处理好加快经济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关系，继续强化植树造林、石漠化治理、草地湿地恢复保护等生态工程建设，使贵州青山常在、碧水长流、资源得到永续利用”（《人民日报》2011年5月12日）。 2012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两会”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山东要实现由经济大省向经济强省的跨越……要着力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着力促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着力发展实体经济、培育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抓好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人民日报》2012年3月8日）。 在国际层面上，2008年6月，习近平在国际能源会议上讲话指出，“能源问题是全球性问题。促进世界能源供求平衡、维护世界能源安全，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紧迫任务……中国是国际能源合作负责任的积极参与者，努力为促进世界能源可持续发展、维护世界能源安全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2008年6月23日）。10月，他在第十一届亚欧工商论坛开幕式上演讲强调，“环境和气候变化关系我们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中国支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希望各成员国积极携手加大节能环保领域的政策协调、经验交流、技术合作，共同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人民日报》2008年10月23日）。 2009年10月，习近平访问德国时提出，中德要“进一步加强在气候变化、新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人民日报》2009年10月13日）。11月，他在第三届欧亚经济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强调，“中国愿同欧亚地区各国增进能源资源合作，特别是积极开展节能环保、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能源领域务实合作，促进中国经济和欧亚经济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7日）。12月，他在出访日韩前接受驻京媒体专访时指出，“中国近年来在节能减排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步骤，也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最近又在此基础上确立了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降低40%~50%的行动目标。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愿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最大努力的坚定决心和政治意志”（《人民日报》2009年12月13日）。 2010年4月，习近平出席博鳌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世界的时代潮流。亚洲各国要坚持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合作，在实践中走出一条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以造福亚洲、造福世界”“中国在这方面提出的一系列发展理念同国际社会倡导的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高度契合，其核心就是科学发展，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形势，用科学的理念、开放的战略、统筹的方法、共赢的途径去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发展目标”（《人民日报》2010年4月11日）。 2011年6月，习近平做客联合国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并发表演讲，提出“中国愿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一道，着眼于推动中拉务实合作向全面、深入、平衡、可持续方向发展”（《人民日报》2011年6月12日）。11月，他在“妇女与可持续发展”国际论坛开幕式上致辞并强调，“没有全球妇女的积极参与，就不可能真正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在积极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增长、可持续增长、平衡增长的同时，将加大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力度，在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人民日报》2011年11月10日）。 2012年1月，习近平在接受《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表示，近年来“中美在推动解决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开展了有效协调与合作，充实和丰富了中美关系内涵，巩固和扩大了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其中包括“协调哥本哈根、坎昆、德班气候变化会议达成共识”（《人民日报》2012年2月14日）。 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这段时间内关于推进国内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治理与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的阐述是十分丰富的，提出了许多结合全国各地实际的、因而也就超越了地方主政时期的地域性视野的理论观点与政策考量——比如关于我国北方地区和西南西北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与此同时，频繁而深入的国际场合立场阐述与交流对话，则使得他展现出一种更加宽阔的国际化或全球视野，而这对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完整理论体系和大国方略的形成及其贯彻实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无论从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贯彻落实，还是从习近平本人生态文明思想的进一步形成发展来说，这一时段都是非常重要的。 2．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间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个构成要素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因而在结构上也作为一个独立篇章来加以阐述。结果是，它由十七大报告中的一个自然段变为由七个自然段组成的第八部分，即“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性阐述，无论是相对于十七大报告的文本叙述而言，还是相对于习近平地方主政时期的有关论述来说，都是一种重大的质的变化，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包括政治哲学理念、未来社会愿景与重大战略举措的“绿色政纲”或生态文明建设纲领，而习近平本人作为报告起草的总负责人，对于达成这种变化无疑发挥了主要领导者的作用。因而可以说，党的十八大报告，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初步形成。 2017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摘录了习近平同志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7年9月11日、即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大期间的重要文献80多篇，其中包括讲话、报告、谈话、指示、批示、贺信等。在内容上，它们按照十八大报告的架构，分为七大部分：“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按照系统工程的思路，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强化公民环境意识，把建设美丽中国化为人民自觉行动”“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 此外，2014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节选收录了习近平同志2013年4月2日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的谈话要点（“为建设美丽中国创造更好生态条件”）、2013年5月24日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要点（“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2013年7月18日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3年年会的贺信（“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2017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节选收录了习近平同志2015年10月26日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我国环保管理体制”）、2016年8月24日在青海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保护生态环境应该而且必须成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11月28日关于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工作的批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强烈意识”）、2017年5月26日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2017年8月14日对河北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事迹作出的批示（“弘扬塞罕坝精神”）；而2020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则节选收录了习近平同志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2019年4月28日在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2019年9月18日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 可见，党的十八大之后担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着更加全局性与深入的思考。其中，《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等文献做了更为系统性的阐述，不仅进一步阐发丰富了党的十八大报告已经概要阐述的主要内容，还提出并论述了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新战略，比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等等。因而可以说，基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全国范围内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走向成熟和体系化的源泉活水，而习近平同志本人的这些论述则是对于来自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智慧的生动或个性化概括。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建设阐述的最大特点，是一种结构性变化。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认知与贯彻实施，被明确地置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更为宏大的语境与话语体系之下，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其中重要的支撑性组成部分。除了独立的第九部分“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集中阐述生态文明建设议题的论述还有另外三处：一是第一部分将过去五年的生态文明建设努力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二是第三部分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三是第四部分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发展阶段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做了明晰的构想与规划，即分阶段实现“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2017~2020）“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2020~2035）和“生态文明全面提升”（2035~2050）。 因而，可以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同时标志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正式确立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本形成。也就是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两个完全对等的一组概念，后者是对前者的简称表述，而前者是对后者意涵的更具体更完整表达。 3．十九大之后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 党的十九大之后的半年多时间，习近平同志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做过多次论述，但最重要的无疑是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简称“5.18”《讲话》）。这一长篇讲话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的有关论述为基础，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中国为什么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等一系列核心问题，从而构成了一个独立而完整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纲和环境社会政治理论体系。 对于当代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总体依据或重大意义，“5.18”《讲话》着重强调了如下四点：这是我们对人类文明历史发展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反思总结；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基本观点；这是我们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然生态基础的理性认识；这是党和政府十八大之后所明确确立的治国理政长期方略。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5.18”《讲话》指出，它在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于已经发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变化以及广大人民群众政治新期盼的主动回应，这在国内层面上是基于深层观念革新的现代化（发展）方式深刻转型问题，而在国际层面上则是构建共同应对保护生态环境责任与挑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问题。而对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5.18”《讲话》重点阐述了“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和“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这两个方面。 因而，“5.18”《讲话》首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我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重要意义、理论意涵与未来愿景和重大战略及任务总要求的基本观点主张，也就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和怎样建设这样一种生态文明等一系列重大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终形成与正式确立。

　　三、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发展

　　党的十九大之后尤其是2018年“5.18”《讲话》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又做出了许多重要阐发论述，尤其是2022年1月出版的《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收录的28篇文献，但为了便于对照，在此笔者仍以截至2020年底的《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5日~2020年12月31日）为文本依据，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丰富与拓展做初步归纳。 2017年11月，习近平向国际竹藤组织成立20周年志庆暨竹藤绿色发展与南南合作部长级高峰论坛致贺信，并强调指出，“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走绿色发展之路，建设美丽中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积极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更加美丽的世界”（《人民日报》11月7日）。 2018年4月，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植树造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今天，我们来这里植树既是履行法定义务，也是建设美丽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善民生福祉的具体行动……我们既要着力美化环境，又要让人民群众舒适地生活在其中，同美好环境融为一体”（《人民日报》4月3日）。而他在海南考察生态文明建设时则强调，“我们党提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历史性贡献……要把保护生态环境作为海南发展的根本立足点，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方面作出更大成绩”（《人民日报》4月14日）。 此外，习近平在武汉主持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讲话指出，“总体上看，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要加大力度。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努力把长江经济带建设成为生态更优美、交通更顺畅、经济更协调、市场更统一、机制更科学的黄金经济带，探索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新路子”（《人民日报》4月27日）。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如下五个方面的明确要求：正确把握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全面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正确把握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探索协同推进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新路子；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正确把握破除旧动能和培育新动能的关系，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正确把握自身发展和协同发展的关系，努力将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有机融合的高效经济体。 5月，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人民日报》5月20日）。这一讲话先是正式发表于2019年第3期的《求是》杂志，然后被节选入2020年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全文收入2022年出版的《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正式确立，从而成为我国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 7月，习近平向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年会致贺信，并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合作、共同努力，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推动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国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走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共同建设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人民日报》7月8日）。 9月，习近平出席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并在题为《携手共命运 同心促发展》的主旨讲话中指出，“面对时代命题，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愿同国际合作伙伴共建‘一带一路’，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携手打造和谐共生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愿同非洲一道，倡导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发展方式，加强生态环保领域交流合作”（《人民日报》9月4日）。而他在考察吉林省松原市查干湖生态环境保护情况时则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东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也是振兴东北的一个优势。要把保护生态环境摆在优先位置，坚持绿色发展。查干湖保护生态和发展旅游相得益彰，要坚持走下去”（《人民日报》9月29日）。 12月，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总结指出，“40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坚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形成，主体功能区制度逐步健全，节能减排取得重大进展，重大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进展顺利，生态环境治理明显加强，积极参与和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更加美丽宜人”（《人民日报》12月19日）。 2019年1月，习近平在京津冀考察后主持召开了区域协同发展座谈会，并就雄安新区坚持绿色发展理念、率先启动生态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治强调指出，“先植绿、后建城，是雄安新区建设的一个新理念。良好生态环境是雄安新区的重要价值体现。‘千年大计’，就要从‘千年秀林’开始，努力接续展开蓝绿交织、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画卷”（《人民日报》1月19日）。 3月，习近平在参加“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系统阐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国家战略定位（即“四个一”）和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问题，并强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其中一位，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其中一条基本方略，在新发展理念中绿色是其中一大理念，在三大攻坚战中污染防治是其中一大攻坚战。这‘四个一’体现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的把握，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体现了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部署和要求” “内蒙古生态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全区各族群众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华北、东北、西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构筑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把祖国北疆这道风景线建设得更加亮丽，必须以更大的决心、付出更为艰巨的努力”（《人民日报》3月6日）。 4月，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爱树、植树、护树的好传统……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森林城市、森林乡村建设，着力改善人居环境，做到四季常绿、季季有花，发展绿色经济，加强森林管护，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人民日报》4月9日）。而他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的《共谋绿色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讲话中则强调，“现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纳入中国国家发展总体布局，建设美丽中国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心向往之的奋斗目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将不断展现在世人面前”“纵观人类文明发展史，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地球是全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家园。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我们应该追求人与自然和谐……我们应该追求绿色发展繁荣……我们应该追求热爱自然情怀……我们应该追求科学治理精神……我们应该追求携手合作应对”（《人民日报》4月29日）。 5月，在“5.18”《讲话》一周年之际，习近平在《求是》第10期上刊发了文章《深入理解新发展理念》，强调指出，“要着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树立大局观、长远观、整体观，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人民日报》5月17日）。 6月，习近平在向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致贺信中指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建设全球生态文明，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面向未来，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全面落实2030年议程，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为建设美丽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6月6日）。而他在第23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上发表的致辞《坚持可持续发展 共创繁荣美好世界》则强调，“可持续发展契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诉求。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携手开辟崭新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我们要坚持绿色发展，致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我们将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决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鼓励发展绿色环保产业，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和循环利用，同各方携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保护等迫切问题，落实好《巴黎协定》等国际社会共识”（《人民日报》6月7日）。在这里，习近平对“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议题话语之间的关系做了清晰阐释，尤其是强调了可持续发展话语的国际通约意义。 7月，习近平在内蒙古考察时专门阐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意义，并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人工林贡献国。这么大范围地持续不断建设人工林，只有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做到。筑牢祖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守好这方碧绿、这片蔚蓝、这份纯净，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世世代代干下去，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人民日报》7月17日）。而他在向第七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坛致贺信中则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家园。荒漠化防治是关系人类永续发展的伟大事业。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努力，加强防沙治沙国际合作，推动全球环境治理，全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还自然以和谐美丽，为人民谋幸福安康”“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荒漠化防治取得显著成效。库布其沙漠治理为国际社会治理环境生态、落实2030年议程提供了中国经验……面向未来，中国愿同各方一道，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共筑生态文明之基，携手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保护，为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7月28日）。 8月，习近平向第一届国家公园论坛致贺信，并强调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是中国推进自然生态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项重要举措”“中国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既要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又要广泛借鉴国外成功经验”（《人民日报》8月20日）。而他在甘肃考察时则特别强调指出，“保护好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对推动甘肃和河西走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我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生态环境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只要贯彻新发展理念，绿水青山就可以成为金山银山”“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甘肃是黄河流域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和补给区，要首先担负起黄河上游生态修复、水土保持和污染防治的重任，兰州要在保持黄河水体健康方面先发力、带好头”“八步沙林场‘六老汉’的英雄事迹早已家喻户晓，新时代需要更多像‘六老汉’这样的当代愚公、时代楷模。要弘扬‘六老汉’困难面前不低头、敢把沙漠变绿洲的奋斗精神，激励人们投身生态文明建设，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为建设美丽中国而奋斗”（《人民日报》8月23日）。 9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后主持召开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讲话指出，“保护黄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全局，明确了‘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黄河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黄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水资源保障形势严峻，发展质量有待提高。这些问题，表象在黄河，根子在流域”（《人民日报》9月20日）。在此，习近平着重强调黄河流域像长江流域一样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国家重大战略意义，并提出了五条明确要求：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保障黄河长治久安、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 10月，习近平在向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的贺信中指出，“能源低碳发展关乎人类未来。中国高度重视能源低碳发展，积极推进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革命。中国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全方位加强能源合作，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人民日报》10月23日）。而他在向首届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贺信中则强调，“中国秉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同时，中国积极深化南南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深入对接，为全球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人民日报》10月25日）。 2020年1月，习近平在视察云南时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这个理念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决不能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锲而不舍，久久为功，就一定能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云南生态地位重要，有自己的优势，关键是要履行好保护的职责。滇池是镶嵌在昆明的一颗宝石，要拿出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劲头，按照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加强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再接再厉，把滇池治理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1月22日）。 3月，习近平在时隔15年后再次来到浙江安吉余村视察，并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已经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成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经济发展不能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生态本身就是经济，保护生态就是发展生产力”。而他在杭州西溪湿地公园考察时则强调，“湿地贵在原生态，原生态是旅游的资本，发展旅游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不能搞过度商业化开发，不能搞一些影响生态环境的建筑，更不能搞私人会所，让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水是湿地的灵魂，自然生态之美是西溪湿地最内在、最重要的美。要坚定不移把保护摆在第一位，尽最大努力保持湿地生态和水环境。要把保护好西湖和西溪湿地作为杭州城市发展和治理的鲜明导向，统筹好生产、生活、生态三大空间布局，在建设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宜居城市方面创造更多经验”（《人民日报》4月2日）。这是习近平在国内新冠疫情得到初步控制之后的首次外地视察，也是对我国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的政治宣示。 4月，习近平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指出，“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强生态保护和修复，扩大城乡绿色空间，为人民群众植树造林，努力打造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的美丽中国”“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做主人，良好生态环境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之以恒开展国土绿化，因地制宜，科学规划，不刻意追求奇花异草、名贵树木，真正做到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人民日报》4月4日）。而他在陕西考察时则强调，“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身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全国生态环境大局……要坚持不懈开展退耕还林还草，推进荒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动黄河流域从过度干预、过度利用向自然修复、休养生息转变，改善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又是经济财富”（《人民日报》4月24日）。 5月，习近平在山西考察时要求将转型发展、区域绿色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结合，强调指出，“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不能过度商业化，让旅游成为人们感悟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自信的过程”“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发扬‘右玉精神’，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抓好‘两山七河一流域’生态修复治理，扎实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加快制度创新，强化制度执行，引导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山西沿黄地区在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建设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是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一项重大任务，也是实现山西转型发展的关键一招。山西要有紧迫感，更要有长远的战略谋划，正确的就要坚持下去，久久为功，不要反复、不要折腾，争取早日蹚出一条转型发展的新路子”（《人民日报》5月13日）。而他在参加“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阐述了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导向、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问题，并强调，“我多次讲，内蒙古是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关系华北、西北、东北乃至全国生态安全。这些年你们深入实施重点工程，推动亮丽内蒙古建设迈出了重要步伐”“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牢固树立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导向，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把祖国北疆这道万里绿色长城构筑得更加牢固”（《人民日报》5月23日）。 6月，习近平在宁夏考察时集中阐述了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指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宝贵资源……宁夏要有大局观念和责任担当，更加珍惜黄河，精心呵护黄河，坚持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明确黄河保护红线底线，统筹推进堤防建设、河道整治、滩区治理、生态修复等重大工程，守好改善生态环境生命线”“要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继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抓好生态环境保护……努力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维系着西北至黄淮地区气候分布和生态格局，守护着西北、华北生态安全。要加强顶层设计，狠抓责任落实，强化监督检查，坚决保护好贺兰山生态”（《人民日报》6月11日）。 8月，习近平在安徽考察时再次阐述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把生态保护好，把生态优势发挥出来，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增强爱护长江、保护长江的意识，实现‘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性循环，早日重现‘一江碧水向东流’的胜景”（《人民日报》8月22日）。而在随后举行的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他明确要求夯实长三角地区绿色发展基础，“长三角地区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头，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也要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上带好头”（《人民日报》8月23日）。 9月，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明确做出承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人民日报》9月23日）。同月，他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讲话强调，“当前，全球物种灭绝速度不断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退化对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重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告诉我们，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要同心协力，抓紧行动，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人民日报》10月1日），并提出了如下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生态文明，增强建设美丽世界动力；二是坚持多边主义，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三是保持绿色发展，培育疫后经济高质量复苏活力；四是增强责任心，提升应对环境挑战行动力。 11月，习近平在上海出席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之后，沿江苏南通、扬州一线溯江而上，深入长江和运河岸线、水利枢纽等进行调研，然后在南京主持召开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扬州，他对当地算经济社会“整体账”的做法表示肯定并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方面。搞好生态文明，不仅关系经济社会发展，也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活幸福，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和呼声”；在南京，他强调指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了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这充分说明，党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只有把绿色发展的底色铺好，才会有今后发展的高歌猛进”（《人民日报》11月16日）。 11月，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利雅得峰会“守护地球”主题边会上致辞指出，“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携手应对气候环境领域挑战，守护好这颗蓝色星球”（《人民日报》11月23日），并提出了如下三点政策主张：第一，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力度；第二，深入推进清洁能源转型；第三，构筑尊重自然的生态系统。12月，习近平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题为《继往开来，开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新征程》的重要讲话，提出了如下三点政策倡议：第一，团结一心，开创合作共赢的气候治理新局面；第二，提振雄心，形成各尽所能的气候治理新体系；第三，增强信心，坚持绿色复苏的气候治理新思路，并宣布了我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自主贡献的新举措：“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人民日报》12月13日） 可以看出，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论述，大致分为如下三种情况：一是阐释强调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5.18”《讲话》的精神实质，也就是通常所指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内容——这既可以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意义上来理解，也可以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完整体系的意义上来理解，还可以从生态文明建设“为什么、是什么和如何做”三大基础问题回答的意义上来理解。因而，大量看起来主题与内容都颇为相似的反复论述，往往是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或不同议题侧重的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意义、目标和战略举措的表述阐释，比如在国际场合谈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时就会更多使用可持续发展或绿色发展的概念话语，当旨在动员社会公众的生态文明建设自觉意识和主动参与行为比如植树造林和实施垃圾分类时就会更多诉诸我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领导干部的带头示范作用，而当涉及资源能源节约转型、生态环境治理修复和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等不同议题时也会进行有针对性的强调或阐述。而且，这种重述或强调性的阐释在不同时间节点也往往有着其特殊的意义与重要性，比如在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后不久时主要是一个会议精神贯彻落实的问题，后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变化比如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则演变成为一个“坚持既定道路、保持战略定力”的问题，而此时习近平同志的相关论述就具有稳控大局、引领方向的特殊作用。 二是结合全国各地实际做出更具针对性、更加细致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部署与任务要求。在广泛实地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从基层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鲜活实践中凝聚治国理政的智慧，既是我们党和政府代代传承的优良传统与文化，也是习近平本人多年来大力倡导并身体力行的从政原则——众所周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就是基于他2005年对浙北安吉县一个普通山村的实地考察，而对此我们可以从他1982~2007年的地方主政经历和2007年之后的中央工作经历中清楚地看到。党的十九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保持了这一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和工作作风，先后到北京、海南、湖北湖南、东北三省、京津冀、北京、内蒙古、甘肃、河南、云南、浙江、北京、陕西、山西、宁夏、安徽、湖南、江苏等省市自治区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相关议题考察调研。也正因为如此，他所做出的系列讲话指示和战略部署要求，才不仅具有面向全国意义上的普遍性，更具有针对地方现实需要的指导性。比如，2018年他在海南视察时谈论的不只是国际旅游岛建设中的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要求，还有如何发展广大农村地区的特色农业、乡村经济和庭院经济；2019年他在甘肃考察时谈论的不只是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弘扬“六老汉”先进集体精神，还有如何廓清甘陇大地从东到西不同地区的高质量发展思路；2020年他在陕西和山西视察时谈论的不只是秦岭生态修复和大同世界遗产保护，还有如何调整长期偏重的区域产业结构从而实现产业布局绿色转型和清洁生产发展。 三是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新经验新情况新议题所做出的新概括新判断新阐释。应该说，无论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践行实践还是从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推进落实来说，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都面临着诸多可以想象的挑战和困难，尤其是新旧发展观念、经济体制机制和生活风格方式上的冲突矛盾，而近两年来国内外经济政治环境所发生着的急剧变化，特别是2020年春爆发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得这些挑战和困难变得尤为突出严峻。相应地，这不仅关涉到如何认识我国已经形成确立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战略，还涉及到我们如何进一步深化与调整未来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战略推进。正是在这种复杂多变背景语境下，习近平同志近年来提出的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许多新理念新观点新判断特别值得关注，其中包括他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进一步贯彻落实的论述、关于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环境保护和绿色高质量发展的论述、关于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和外部环境变化背景下的保持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定力的论述，等等。比如，他2019年7月在内蒙古考察时，特别提到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大范围持续不断建设人工林的制度保障意义，2020年3月视察杭州时提到，要让公园成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而4月参加首都植树造林活动时则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民群众的共有财富……要真正做到为人民种树，为群众造福；他2018年4月在武汉主持召开的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和2019年9月在郑州主持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及其所发表的重要讲话，阐述了这两大流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战场的重大国家战略的重要性，其进展如何不仅具有辐射全国的全局重要性、影响深远的历史重要性，而且会对其他地区或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引领示范效应；2019年3月，他在参加“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首次系统阐述的生态文明建设“四个一”国家战略定位以及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问题，并在2020年5月参加“两会”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再次强调，而后者尤其显得恰逢其时、也至关重要。 上述三个层面作为一个整体，习近平同志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阐述，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自党的十九大以来尤其是“5.18”《讲话》正式确立以来的重要丰富与拓展。这不仅意味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作为党和国家以及整个社会的理论遵循与行动指南的进一步确立，而且开启了一个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鲜活实践中不断走向创新发展的新阶段。而对于习近平同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新论述，笔者在他文中已经做出初步概括归纳，这里限于篇幅，就略而不论了。

 

文章来源 | 《鄱阳湖学刊》2022年第4期

排版 | 瞿杨

审核 | 陈培永 曲建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