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来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两制共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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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相处，是一个重大历史课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我们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域。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经历了从作为暂时性策略到作为长期性原则的发展过程，其中既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考虑，也有对人类文明发展前途的关怀。从国际关系的实践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互利合作具有现实基础，其中联合国是组织基础、世界市场是经济纽带、全人类面临的挑战是共同关切问题。从国际关系的发展进路来看，实现不同制度国家的命运与共，要从凝聚价值共识、聚焦共同行动、敢于和善于斗争等方面着手。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思考“两制共处”问题，必须充分认识两制并存的长期性、人类面临矛盾的复杂性、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必须重点把握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统一、利用资本主义与超越资本主义的辩证统一、追求人类解放与尊重道路自主的辩证统一。 |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告诉我们，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先进的社会制度必然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事实上，由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复杂性、各国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新旧社会制度过渡的长期性等方面的原因，人类历史上同时存在两种甚至多种社会制度的现象是很普遍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历史的大趋势。但在一定历史时期，这两种制度既可以并存于一个国家内部（例如中国的“一国两制”），也可以并存于不同的国家，即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并存。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并存共处（简称“两制共处”）的问题，是一个复杂且具有争议性的重要问题。
第一，“两制共处”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关乎人类文明走向。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经典的理论阐释。在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列宁既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有十月革命胜利后对于两种制度和平共处的探索。中国共产党人在这方面进行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中国人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其中“不可不提到”的一条，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关系”。“两制共处”问题在西方也有着较为广泛的关注。其中，有人主张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接触、遏制、演变的战略，最终使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中积蓄力量，最终将会取代资本主义；有人相信两者通过和平竞争、相互影响，最终将会走向制度趋同，等等。近几年，美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表现出浓厚的新冷战色彩。比如，美国前驻华公使傅立民指出：“当前美国正不断把中国逼成一个自己可能无法战胜的对手。”虽然这些观点立场不同、主张各异，但都将注意力投向“两制共处”这一重大现实问题。在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的背景下，中美关系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这一关乎人类文明走向的现实问题，引起各方面的高度关注。
第二，“两制共处”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蕴含错综复杂的关系。长期以来，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问题引起学界的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包含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多重内涵，即两种不同的思想价值体系、两种前后相继的社会形态、两种不同性质国家的并存；蕴含着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多重关系，即对立关系、历史继承关系、借鉴与合作关系、替代关系；包含着社会主义中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多重身份，即批判者、竞争者、学习者。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还牵涉其他相关矛盾。其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新兴大国和传统大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常常围绕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展开激烈较量。在我们看来，当前，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彼此交往的主体、环境、手段、过程、结果等方面都充满着高度的不确定性、多样性、耦合性，同时面临资本逻辑与全球性挑战问题的特殊纠缠、结构摩擦与制度摩擦的双重交织等高度复杂性矛盾。
第三，“两制共处”问题具有一定的争议性，亟待形成思想共识。从历史上看，“两制共处”的问题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已出现，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益凸显。1956—1966年中苏十年论战时期，中苏两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展开过论争。这一问题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人们。仅就社会主义内部来看，“战而胜之”的主张，往往引来“教条主义”“不切实际”之类的评价；而“和平共处”“互利合作”的答案，容易招致“修正主义”的帽子。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为“两制共处”提供了新的历史境遇，也提出了新的时代问题。如何保持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实现理想与现实的相互映照？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是对当前人类面临共同挑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创见。“中国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反对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中国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深化自身实践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并同世界各国分享。我们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包容态度，以促进国际秩序公正合理的可行方案，为我们思考“两制共处”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从世界历史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并非一开始就是和平共处的，而是经过了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十月革命之后，苏维埃俄国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从生死较量到和平共处的转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两种制度国家结成了暂时的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了“遏制”战略，由此形成两大阵营的对峙。其后，两大阵营之间关系趋于缓和，接着又出现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根据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为两制关系做了重新定位。一些学者对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历史进行过系统的考察。有学者认为，如果形象地表达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演变，它大致经历了热战、冷战、冷和、热和等阶段，目前似乎进入了“新冷战”阶段。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它为什么要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探讨这一问题，必须回到列宁。十月革命爆发的第二天，列宁就在《关于和平问题的报告》中指出，“各国政府和资产阶级定会竭尽全力以图联合起来，把工农革命淹没在血泊里。”1918年3月7日，列宁进一步指出，国际帝国主义“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在这方面，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其后不久，英、法、美等国出于对社会主义的仇视，纠集十多个国家对苏俄发动武装干涉，试图扼杀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组织力量反击侵略，开展反围剿，成功保卫了苏维埃政权。列宁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内建设的需要，表达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相处”的意愿。1920年1月，协约国最高委员会宣布取消对苏俄的经济封锁。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闭幕词》《关于俄共策略的报告》《关于共和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等报告和讲话中，多次论及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对均势问题，探讨了苏俄如何在这种特殊环境中生存下来的问题，阐发了和平共处的观点。1922年4月，苏俄与德国签订《拉巴洛条约》。这一条约“在国际关系史上第一次正式承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平等权利”。
在解决了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生存问题的基础上，列宁又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问题，深刻阐发了苏俄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发展自身的重要性。他站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因此，他极力主张苏俄要想方设法同其他国家保持经济联系，要通过实行租让和商品交换政策，“对资本主义的西方在经济上要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加强和加紧利用”。列宁的这些思想，有力地促进了苏俄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概言之，列宁提出两制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基于对新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的考虑，更主要是作为一种暂时性的策略来考虑的。世界革命仍然是列宁解决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矛盾的根本主张。1920年12月，列宁在一次大会报告中说得很明白：“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它们就不能和平相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这是战争的延期。”
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思想。一方面，他强调和平共处的重要性。例如1947年4月，斯大林在和美国共和党人士的谈话中指出：“合作并不需要各国人民具有同样的制度。应该尊重人民所赞同的制度。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合作。”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和平共处的策略性。在他看来，和平共处只是暂时性的，从长远来看，“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是战胜本‘民族的’资产阶级的问题，而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问题是战胜世界资产阶级的问题”。斯大林后来提出的“两个平行市场”理论，反映了当时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对峙关系。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毛泽东多次表达了要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长处、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和平共处的想法。其中，他在1954年同英国工党代表团的谈话中强调：“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等观点，出现了认识偏差。
1956—1966年中苏十年论战时期，中苏两党在两种制度国家和平共处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展开激烈论争，并互送“修正主义”“教条主义”的帽子，这反映了中苏两党对列宁和平共处思想的不同理解。当时，苏共强调和平共处的重要性、现实性；中共强调和平共处的策略性、斗争性，认为“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是从国际阶级斗争观点出发的，而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则是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这场论争除了涉及对两种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的不同理解外，还涉及对人类文明发展前途、人类解放路径的不同主张。
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日趋复杂，且往往与阶级矛盾、国家利益、人类命运交织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法西斯对人类文明进步造成严重危害。1943年，斯大林作出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他之所以作出这一决定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既有便于各国共产党独立处理问题的考虑，也有为了加强与英美合作、巩固反法西斯同盟的因素。就此而言，这种合作和联盟暂时超越了制度差别，具有反对共同敌人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初次使用的核武器，在战后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使人类文明面临巨大的考验：核战争会不会改变人类文明的走向？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方式是否可行？
1988年，苏联学者缅希科夫在与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的对话开头就说：“有一个极其显著而又异乎寻常、但有些人只是近来才发现的事实：美国和苏联、两个代表两种不同且相互竞争的社会制度的主要强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可能引起人类文明以致两种制度的终结。可能许多人、或者甚至多数人尚未认识这种情况。”缅希科夫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没有注意到多年前的中苏论战就涉及过这一问题。关于中苏论战，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对时代主题和人类文明走向作出新的科学判断，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定位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他明确指出，和平与发展是“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就和平问题而言，霸权主义是世界最危险的战争策源地，但美苏双方彼此都面临核威慑，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同时，世界和平的力量在不断发展，也制约着战争的发生，因此，“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就发展问题来说，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要求，发展中国家迫切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遇到再发展问题。“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邓小平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相比“大家庭”“集团政治”“势力范围”等方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2014年6月，习近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总结了国际交往的历史经验，明确指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及国际争端开辟了崭新道路”，“新形势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不是过时了，而是历久弥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意义不是淡化了，而是历久弥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作用不是削弱了，而是历久弥坚”。这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重大时代意义的高度肯定，也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
概言之，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大致经历了从作为暂时性策略到作为长期性原则的发展过程。这样的发展变化，既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考虑，也有对人类文明发展前途的关怀。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毕竟是相互对立的思想体系、制度体系，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如何实现互利合作呢？按照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思维方式，国家之间遵循零和博弈游戏规则，互利合作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尚且难以实现，在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就更难了，更何况西方国家还要提防社会主义一统世界。按照社会主义传统话语，资本逻辑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转之道，社会主义要通过革命取代资本主义。简言之，西方世界长期视社会主义为异端邪说、洪水猛兽，东方国家视资本主义为霸权主义、剥削制度。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开展互利合作的现实基础是什么？概括起来，至少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联合国是两种制度国家互利合作的组织基础。国际组织是现代国际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上，一些思想家早前就提出过建立国际组织用以协调国家之间关系，例如但丁在14世纪提出“人类统一体”，康德在18世纪末提出“和平联盟”。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合作，除了双边政府的努力以外，还离不开国际组织的协调。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从历史和现实来看，能够让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可接受，并且能够推动双方互利合作的国际组织，不大可能是北约这样的组织，而只能是联合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进行国际合作、发展以尊重各国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友好关系等，是联合国的宗旨。作为联合国的基本大法，联合国宪章既确立了联合国的宗旨、原则和组织机构设置，又规定了成员国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及处理国际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两种制度国家除了在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联合国秘书处等主要机构发生组织联系外，还能通过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粮农组织、万国邮盟、世界气象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原子能机构等联合国专门机构，共同发挥作用。从现实来看，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中，两种制度国家之间虽然存在斗争博弈，但是也有互利合作。“国际上的事大家商量着办，同舟共济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风雨过后是彩虹。经历一次又一次考验，联合国仍然充满生机，寄托着70多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联合国的成员国，遵守联合国宪章、维护联合国威信是每个成员国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政府反复重申，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
其二，世界市场是两种制度国家互利合作的经济纽带。世界市场是随着工业时代发展而来，是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也是现代人类交往的场域。马克思曾指出，俄国之所以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是因为它“同时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同较高的文化同时存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列宁之所以能够带领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关键之处就在于当时俄国革命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俄国已经成为帝国主义链条中的薄弱环节，可以通过世界市场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清醒地认识到，在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且资本主义主导世界市场的环境里，“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之后，社会主义国家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斯大林的“两个平行市场”论阻滞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事实上造成了社会主义的自我封闭；毛泽东的“东风压倒西风”论高估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忽视了两制并存共处的长期性。邓小平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从世界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有利。”
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市场也随之消失，世界各国相互依存度日益提高，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演化。“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可以说，包括两种制度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可以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取自己所需的资源。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者。近年来，中国已成为美国、欧盟、日本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然而，一些美国政客别有用心地宣称，中美关系长期不公平、不对等，美国吃亏而中国获益。实际上，“中美关系从一开始就建立在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基础上，中美两国都从彼此合作中获得了巨大收益”。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谋求本国经济社会发展并且为之争取有利的国际条件。相比军事手段而言，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更加注重利用世界市场来实现自身目标。有美国学者指出：“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认识到今天使用军事力量追求自己的目标要比过去付出更高的代价。”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采取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与世界市场的顺利对接。然而，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在国际上抬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各国的内顾倾向。“当前，经济全球化遇到一些回头浪，但世界决不会退回到相互封闭、彼此分割的状态，开放合作仍然是历史潮流，互利共赢依然是人心所向。”
其三，共同挑战是两种制度国家互利合作的共同关切。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毒品泛滥、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例外。可以说，当前“人类遇到的共同挑战、共同问题，就形成原因、复杂程度、解决方案等方面来看，都远远超过了两种制度之间矛盾的范围”。
回应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携手合作、共同应对。例如气候危机因果关系复杂、“蝴蝶效应”突出，单靠个别国家努力远远不够。再如，近两年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世界的一次严峻考验。一些美国政客将科学问题政治化、政治操弄新冠病毒溯源，引起国际社会广泛、持续批评。正如美国人士发表的《美国对华“冷战”政策将孤立美国而不是中国》一文指出，美国破坏美中关系的企图，结果只会适得其反，最终将孤立自己；“只有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合作，我们才能遏制这一疫情大流行，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困境以及我们在21世纪共同面对的诸多挑战”。
应该如何理解、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命运与共呢？思考这一问题，我们不禁想起30多年前缅希科夫的如下提问：“在未来100年里，世界将是什么样子？它是否将全部成为资本主义的？抑或全部成为社会主义的？它将像现在这样是一种两者的混合、两种制度共存吗？它将是由于两种制度的交光互影而并成一种社会，还是变成两种更不相同的社会呢？它将是一种我们甚至现在还不能想象得出的不同种类的社会——著名的黑格尔正（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合（我们可称为未来主义或某种其他名称的某种未来社会）概念的结果吗？”现在看来，世界既没有全部变成资本主义，也没有全部成为社会主义，还是处于两种制度国家并存的状态。这是一种特殊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在其中仍然居于优势地位。要想改变这一世界体系，使之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美国学者沃勒斯坦曾说：“我们不能预测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体系，但能通过我们目前政治的和道德的活动来影响其结果。”毫无疑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为我们指明了现实可行的行动目标。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推动包括两种制度国家在内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需要我们付出各种努力。
其一，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的价值共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人类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两种制度国家各自内部都曾长期流行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各自都有自己的道德优越感。美国学者加尔布雷思曾描述两种制度国家交往中普遍出现的一种现象，即“双方都有些人有一种倾向，他们说：‘我们这里是一切美德的中心，你们那里是一切罪恶的中心。’”他认为，这种倾向不容许人们就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有益的讨论，不利于彼此坦率地探讨双方共同存在的问题。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因此，应对当下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国际社会形成广泛的价值共识。这样的价值共识，不能建立在仅仅服务于少数国家的利益立场上，而应考虑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必须反对少数西方国家向世界强行推销的普世价值，维护全人类共同价值。
“理念引领行动，方向决定出路。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从历史上看，国际社会在彼此交往过程中积累了一些公认的原则，形成了一些价值共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告别冷战思维、拒绝零和博弈，努力巩固和扩大各国共同利益汇合点。“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其二，进一步聚焦国际社会的共同行动。首先，要广泛团结国际社会进步力量，聚焦实际行动。反对殖民主义、霸权主义，让世界各国人民共享和平与发展的权利，这是当前国际社会进步人士的强烈要求。当然我们要看到，一些流派理论批判的特色突出而实践操作性不强。例如，拉美依附理论关于发展中国家摆脱发达国家而“脱钩”的主张，沃勒斯坦等人提出的关于建立“世界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的设想，都表现出理想主义的色彩。近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向多元化发展，学院派研究渐成主流，虽仍在坚持资本主义批判，关注人类命运走向，但传统革命话语退隐，社会运动主体重构，“后”学（“后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风格流行，探讨重点指向社会正义、生态危机、城市空间等现代社会问题。我们可以积极响应其中的进步主张，但当前努力的重点在于实际行动。其次，要坚决反对单边主义，提倡多边主义，付诸共同行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出一条包容普惠、互利共赢的人间正道。直面当下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世界各国要在联合国的组织和协调下，努力“以解决问题为出发点，以可视成果为导向，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特别是要以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为契机，把应对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挑战作为联合国工作优先方向，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框架突出位置，更加重视促进和保护生存权和发展权”。
其三，社会主义国家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主义国家无疑要积极发挥作用。中国共产党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胸怀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解放的远大追求，秉承中华民族和平、和睦、和谐的理念，始终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积极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和安全。同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根据形势变化和实践需要，灵活运用革命策略和斗争方法。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两种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互利合作、命运与共，单靠社会主义国家努力不行，还要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尤其是要看美国这个资本主义头号大国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通过使其他国家依赖其军事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其经济与技术潜力以促进其在海外的政治影响”。美国以“自由世界领袖”为借口，发动西方世界围堵、遏制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这种危害人类进步事业、破坏和平共处的行为，我们必须发扬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展开国际批判、采取反制措施。目前来看，美国对中国的发展存在误判，不断强起来的中国引起美国与日俱增的焦虑，使之担心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受到挑战。但是，美国想永居世界霸主地位的想法，即便在西方人提出的霸权周期律理论中也找不到依据。美国按照自己的霸权逻辑来揣测中国的发展道路，更是对中国的有意误读、故意抹黑。中国不走西方靠殖民掠夺的发家之路，永不称霸，也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坚决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力求“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如何相处的问题，是一个高难度的历史课题。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对此展开了接力探索，认识也在不断深化。站在21世纪的历史地平线上，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观察“两制共处”问题，可以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世界历史的交往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事物发展的过程论、合作共赢的价值论、主体选择的决定论、国际关系博弈论等多方面展开思考，同时必须充分认识两制并存的长期性、人类面临矛盾的复杂性、各国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概言之，最主要的是坚持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的有机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重点把握三个方面的辩证统一。
其一，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统一。关于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著名论断。“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分别侧重强调了资本主义被社会主义取代的必然性、条件性，共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历史暂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历史正当性。“‘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的有机统一规律，将是贯穿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制关系纵向发展的根本规律。”列宁开创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发展的崭新道路，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其在当时主要是一种临时性策略。“从世界范围看，今天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社会主义代表人类进步方向、资本主义仍然占据优势的时期，是世界历史进一步发展为经济全球化、发达国家仍然继续主导世界市场但发展中国家话语权逐渐增强的时期，也是人类面临共同挑战、共同问题逐渐增多的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处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需要有新的思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既体现了世界历史视野、人类关怀精神、平等交往理念、社会实践指向等方面的承继之“脉”，又实现了在时空指向、主体维度、主要内涵、实现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之“进”，为我们当前处理两种制度国家之间关系提供了行动指南。实现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两者之间的关系从交锋转向交往、从对抗转向对话、从互斥转向互容，是我们的现实目标。当然，我们强调合作，但不惧斗争，努力在斗争中实现合作；尊重制度差异，但不忘人类大同，争取在存异中求同；致力于解决人类当下共同问题，不断将世界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
其二，利用资本主义与超越资本主义的辩证统一。新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是因为新事物既承继旧事物的合理因素，又具备旧事物所没有的新生因素。从历时态来看，社会主义是后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取代和超越，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文明的扬弃。就共时态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共处，既有对立和斗争，又有竞争和合作。现实社会主义国家一般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条件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较为浓厚的前资本主义色彩，更要吸收利用资本主义文明成果。从消灭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针对长期以来一些人对于资本主义历史地位的片面认识，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在两种社会制度同时并存的条件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作为一对矛盾共同体，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既有斗争性也有同一性，但矛盾同一性的地位和作用在当前表现得较为突出。这就为我们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追求人类解放与尊重道路自主的辩证统一。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这个问题，存在不同说法。本文认为，“人类解放”一说更具统摄性、包容性、解释力，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正如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追求人类解放，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终极追求。“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21世纪的今天，我们来理解列宁的这一论述，可以得出新的体会。“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无疑表达了追求人类解放的坚定信心，而“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表明具体走法的多样性，即时机先后不一、道路不尽相同、特色各自有异，等等。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坚信人类解放必定能够实现。同时，我们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的权利，无论别的国家选择的社会制度是否与中国的相同，我们都坚持与之和平共处、互利合作，争取共同推进人类进步。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我们只有坚持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只有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才能为人类探索理想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为其他国家自主选择社会制度提供中国经验。
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