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作为一个系统完整且丰富深刻的话语理论体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有着非常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生态学基础。这里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并不限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生态（环境）思想（观）”“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或“生态文明理论” [1] [2] [3] ，而是有更为宽泛意义上的理论意涵。具体来说，它不仅从思想论域上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资本（反生态）的逻辑批判及其超越理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作为一个系统性整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还从思想谱系上包括了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有关论述 [4] （总序）。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界围绕或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著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研究成果丰硕，但就它们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在契合性或直接相关性来说，更需要关注如下三个层面或维度的内容。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人与自然辩证关系思想
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理论（或“自然观”）的核心观点是，我们应该在二者之间呈现为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的辩证互动的意义上去面对、认知和改变（利用）自然。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来看，人类社会或文明的历史从一开始就是包括自然史和人类史两方面的统一性历史，而且这两个方面呈现为相互影响或制约。这就意味着，现实社会中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和人们彼此间的关系也是相互影响或制约的 [5] (P516,534）。也就是说，作为从事社会历史与文化实践主体的“人”，既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动鲜活的个体，表现为有或多或少个性特征的生产生活活动，又呈现出渐趋复杂精致的社会历史形式，并赋予那些个体性的活动以集体性的制度框架或规范。相应地，文明时代之始，大自然就不再是原始状态的、封闭孤立的或单纯生物物质循环意义上的自然而然，而首先是一种被人类活动对象化或“人化”的社会历史的、文化的自然。
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意蕴，笔者认为如下两点是尤其重要的。一是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性，并未否定自然生态系统的唯物主义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和客观必然性（规律性），而只是想申明，人类关涉自然的活动都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甚至包括由此形塑的人类思维能力的现实境况下展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自然世界漫长的地质演进和生命进化历史，已经是现代科学研究及其进展初步阐明的常识或事实，人类各种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中对自然物质存在及其客观规律（法则）的依存性甚或终极从属性，都是不言而喻的。二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特定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下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多维度的立体性关系，有助于清楚阐明和科学把握社会尤其是现代工业社会面临生态环境问题挑战的社会历史特质。无论封建社会时期中国古代社会的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活，还是进入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以来欧美社会的工业化生产和城市生活，都需要并塑造形成一种特定构型的人与自然关系，并相应地确定那个时代社会的自然生态风貌及其变迁趋势。因而可以说，某一现实社会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一方面与历时动态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共时结构意义上的对特定构型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抉择或追求相关。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生态政治经济学“红绿”分析
必须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批判，同时是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生态学批判 [6] (P68-75) [7] (P9-14) [8] (P154-160) [9] (P40-45）。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学批判，它致力于阐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主导地位及其世界性扩张，既是传统社会条件下的人类生产劳动（经济活动）不断更新演进的历史性结果，逐渐呈现为以利润追逐和资本增殖为绝对律令的不断扩展与深化的全球性商品生产、消费、流通和贸易，因而有着其合理甚至推动进步的一面，更存在着自身无法消除的生产日益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将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持续不断和日趋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并最终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取代。也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的“非理性物质生产”“反生态社会劳动”和“去使用目的的商品交换”，都源自或受驱动于资本主义性质的价值或交换价值生产，后者又依从服务于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即实现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增殖；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变革的实质就是消除这种生产关系本身，从而恢复（或重建）商品交换的使用价值（有限需求）目的、物质生产的理性特征和社会劳动的生态性质，或者说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条件下作为“铁律”存在的资本增殖逻辑（“增长抑或死亡”）的否定与超越。
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批判，它明确宣示，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在本质上是基于或依赖“生态外部性”而存活、扩展的，因而反（非）生态和社会非正义一样都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固有属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的基本观点就是，无论是当前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是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任何一个现实社会（形态）都同时呈现为一种特定构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的自然关系，因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替代将同时是在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多重意义上的 [10] (P10-16) [11] (P104-111）。
当然，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关系的社会主义变革在现实中将是极其复杂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借助对劳动过程的分析作了阐述 [12] (P14-18）。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中的劳动首先体现为人和自然界之间发生的一种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 [13] (P207-208）。在这一过程中，人们通过身体的运动作用于并改造他们身外的自然，当然也会同时改变着他们自身的自然。就此而言，“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 [13] (P56）。也就是说，这种一般意义上的物质变换或新陈代谢过程，即便在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也很可能是会持续存在的，尽管将带来十分不同的经济社会与生态后果。
（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视域下的生态文明社会与文化愿景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本身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和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分析。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科学地理解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尤其可以科学地理解主导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和未来发展进程。就长期性趋势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内在矛盾和动力机制，将会逐渐产生出使它被对立性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的经济社会条件、社会政治变革主体和革命性变革机遇；相应地，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将理所当然地具有许多前所未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特质，尤其是在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现存弊端和缺陷的意义上。不难理解，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或反生态本质，也是这种社会主义历史性变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无论是就社会整体（社会主义阶段、共产主义阶段）还是人们的社会性存在形式（自由人联合体或真实的共同体）而言，它都理应呈现为一种生态文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 [14] (P91-94) [15] (P21-30) [16] (P84-88）。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资本论》第3卷中分别作了充满政治想象力的经典性描述：“这种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 [5] (P185）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7] (P928-929）。很显然，如此意义上的未来社会将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基于当代中国客观实际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18] (P20-27）。一方面，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确立，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局地化实现或验证，也是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尤其是近代社会以来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性结果，是一种巨大的历史性进步——尤其是就克服或消除资本主义制度下诸多固有弊端的现实可能性或巨大潜能而言，其中当然也包括逐步创建一种生态文明的新经济、新社会和新文化。但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非仅仅是一种政治上自我矮化甚或去政治化的修饰性言辞，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于或面向的现实基础的科学判断。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既定目标、体制构架和政策规约，任何领域、行业或地域性的政策举措都必须接受这种政治正确性的拷问与检验，但同时也不能因此在任何意义上将这一长期且复杂的历史进程线性化、简约化、理想化。因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只能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历史变革和社会重建过程，尤其不会仅仅是像生产资料所有权变更那样的直接或简单。

　　二、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批判理论

　　长期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流派来理解对待的。但必须承认，无论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梳理诠释还是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世界）的生态理论批判，它都发挥着一种不容忽视的积极作用，从而构成了笔者意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构建与创新的重要基础或思想来源。
概言之，通常意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尤其是以当代欧美国家为主体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理论家，依据生态环境问题的现实政治意义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阐发形成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难题或挑战的哲学理论分析。作为一种系统性学说理论，它大致沿着两条路径而逐渐展开 [19] (P123-155）：一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生态学观点的挖掘、整理和重释，或者称文本诠释与阐发进路；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对现代生态环境问题作出时代化的理论分析，或称理论重构与创新进路。从动态演进的视角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社会批判理论在它的孕育和创建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催生婆”的角色——乔治·卢卡奇、安东尼奥·葛兰西等欧洲马克思主义者的著述和20世纪30年代后兴起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从最初的旨在对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论述的反思或批评性理解，逐渐转向阐发一种系统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于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赫伯特·马尔库塞、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安德烈·高兹等人，把古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扩展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生态学批判，或者说对一种系统性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清晰阐述 [20] (P475）。
自那时以来，欧美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和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两个较为活跃时期。在前一个时期，先后出版了安德烈·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莱纳·格仑德曼的《马克思主义和生态》、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现代环境主义导论》以及特德·本顿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等。在后一个时期，先后出版了詹姆斯·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保罗·柏克特的《马克思和自然：一种红绿观点》、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和乔尔·科威尔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以及萨拉·萨卡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等。近十年来，则先后出版了杰夫·尚茨的《绿色工联主义：一种替代性红绿视点》、菲利普·克莱顿和贾斯廷·海因泽克的《有机马克思主义：生态灾难与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斋藤幸平的《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乌尔里希·布兰德与马尔库斯·威森的《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和维克多·沃里斯的《红绿革命：生态社会主义的政治与技术》等。总之，经过半个世纪左右的不断发展，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一个逐渐超出欧美地域或视域并有着广泛社会政治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流派。
尽管不同流派或学者之间存在着具体看法的差异，但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在整体上仍具有两个标志性特征 [21] (P7-9）。第一，它构成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生态环境困境或危机及其应对的系统性批判。在它看来，人类社会一直都包含着或呈现为社会的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双重维度下的基础性关系。从长远和本体论意义上说，社会的自然关系无疑是更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方面，但在较短或有限的时空范围内，或者说在物质生产与经济技术条件大致保持不变的状态下，社会关系及其局部性、渐进性的调适，则有可能呈现为一个具有强大规约性力量的方面，并对社会的自然关系产生重要影响或反作用。第二，它指向一种特定而明确的绿色政治变革目标、议程和战略或替代性愿景，即生态的社会主义政治及其未来。在它看来，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态环境危机状况或反生态本性的批判立场固然重要，但至少同样重要的是，需要主动构建并践行一种基于替代资本主义总体性架构的社会主义政治主张和行动战略。就这两个方面来说，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红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都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着显而易见的承继关系。由此可见，以欧美国家为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批判理论或话语阐释，既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点的有益补充、拓展和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体系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学或绿色哲学理论。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在不断诠释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和批判性分析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生态批判理论的过程中，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者也致力于从现实背景和语境出发，来主动建构具有当代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这其中值得关注的就是一种狭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22] (P76）。概括地说，它特别强调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和政治经济学基础出发，自觉尝试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考量的有机结合，或者说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时代融合，尤其是在制度化政策层面上。

　　刘思华在2006年首版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 [23] 等论著中，从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性文献出发，在系统概括马克思生态经济思想的理论基础（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生态学）和总体构架（二重性理论、物质变换理论、全面生产理论、广义生产力理论、物质循环理论）的同时，也初步阐明了一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的重要性及其理论支撑——明确提出创建中国特色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经济（科学）理论。陈学明在2008年出版的《生态文明论》 [24] 等论著中，不仅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与生态文明的本质是一致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在现实条件下则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逐渐使经济社会发展变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并努力构建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还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以生态为导向的新型现代化战略，其关键点是处理好如何对待资本（既利用又限制）、如何对待科技（既发展又驾驭）、如何组织生产（既扩大又改变）和如何对待消费（既刺激又引导）这四大问题，坚持认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如下三点启示：要透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去分析和解决人与人的冲突，要发挥社会主义社会对建设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与创建人的新的存在方式结合在一起，使建设生态文明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余谋昌在2010年出版的同名著作 [25] 等论著中，在具体论述生态文明时代的哲学形态（环境哲学）、伦理形态（环境伦理学）、经济形态（循环经济）、文学艺术形态（生态文艺）和科技形态（生态水利与生态文明科技）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了生态文明将是一种新文明（新文化、新阶段和新实践），生态社会主义是它的社会形态——生态文明是我们走向未来的新的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则是现实社会的社会性质，两者合称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或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因而生态文明将必然是一种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

　　近年来，笔者着力阐发了一种狭义上界定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概念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 [26] (P21-29) [27] (P63-70），强调这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和政治更能够（应该）代表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及其建设的本质和目标追求，尤其是不能将其简约或虚化为一种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的公共政策概念或术语，从而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一更宏大、更重要的背景和语境。与此同时，笔者还把国际绿色左翼理论学界的激进“社会生态转型”概念引入其中，认为作为一种转型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至少具有三方面的转型话语（政治）意蕴：它是对生态资本主义性质的生态环境治理理论和实践作法的批判性分析和立场；它是关于生态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未来绿色社会制度框架构想或愿景；它是关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其阶段性提升或自我转型的“红绿”战略与践行要求。

　　四、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应该说，正是上述三个思想论域和谱系的理论阐述，总体构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从而使之成为一种系统完整的当代中国版本的环境政治哲学和绿色变革理论。如果对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述的权威性文献——无论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九大报告还是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 [28] (P39-41) [29] (P50-52），都可以发现对上述三大思想支谱及其研究成果的直接性引用，基本上都属于第一类别的范围。
比如，在《之江新语》中，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直接运用，首推“两（座）山”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他在《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从“两座山”看生态环境》和《破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两难”悖论》3篇短论中分别指出，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是一种既会产生矛盾又可以实现辩证统一的关系，但必须坚持保护好绿水青山这一前提，因为前者可以带来后者，后者却买不到前者；所谓“两（座）山”之间的关系，即“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其实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经济与社会的和谐；金山银山（经济发展）和绿水青山（环境保护）之间在传统发展模式下是一对“两难”矛盾，但在新时代条件下经过努力就可以“真正做到经济建设与生态建设同步推进，产业竞争力与环境竞争力一起提升，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共同发展”，也就是“既培育好‘金山银山’，又保护好‘绿水青山’” [30] (P223-224）。此外，他还在《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双赢》和《努力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2篇短论中间接论及了恩格斯著名的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 [30] (P141）。需特别指出的是，习近平在该书中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直接引用有两处，一是在论述构建和谐社会的时代意义时引用了马克思的名言“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 [30] (P235），二是在论述理论联系实际学风重要性时引用了被列宁称为“经典性的论点”的恩格斯的名言“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 [30] (P271）。虽然这些引述初看起来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关系不大，但其实都是彼此贯通的。如果说和谐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一样都是习近平在地方主政时就已敏锐意识到政治重要性的时代问题，那么“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解决遇到的问题” [30] (P271），当然也适用于生态文明建设。 
再比如，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收入的短论《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中，习近平论述了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性，并强调指出，“这标志着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表明了我们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31] (P208）。由此明确的是，进入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需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自我革新完善的理论自觉和政治高度中，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收入的5篇短论尤其是《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中，习近平再次引述了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这个规律谁也无法抗拒……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32] (P394），而且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观念变革基础上的制度体系构建和创新意涵：其一，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其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改革我国环保管理体制；其三，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 [32] (P395,393）。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收入的短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的原则》中，习近平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认识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从基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作出的执政党奋斗目标与使命的新政治定位、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地位与影响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新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必须坚持的“六大原则”：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其中，在论述第一条原则时间接呼应了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 [33] (P360-361）。事实上，这篇短论只是习近平2018年5月18日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重要讲话的一部分 [34] (P4-19）。在完整的文本中，他不仅大段引用了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的那段例举性论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地方的居民和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虽然通过毁林开荒等改造自然活动获得了局部的短时性收益，却不得不接受大自然更大范围与更长时间内的惩罚报复，比如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旱涝灾害，而且再次强调了他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观点，即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并综合引述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恩格斯在《论权威》（1872）中的观点：“‘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类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发展，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但‘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性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么自然力也对人进行报复’。” [34] (P6)
在《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这部重要专题性著作中 ① ，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一方面，习近平以多种方式多次提到恩格斯关于大自然报复的观点，或者直接引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那段最著名论述：“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35] (P558-559），并进一步强调人与自然之间其实是一种共生关系，人类活动对大自然造成的任何严重伤害最终都会伤及我们人类自身，或者采取间接引述和呼应的形式，强调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否则就会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这是谁也无法抗拒的规律 [36] (P10-11,13,32,34,52,143）。另一方面，习近平还特别要求加强对自然生态本身客观规律的认识，即不仅要研究如何具体改进生态恢复治理保护，还要不断深化对生物多样性等科学规律的认识；不仅要逐渐完善加强生态管理和保护的政策，还要努力从全球变化趋势、碳循环机理等方面加深认识。比如，我国的主体功能区战略以及依据区域自然条件制定实施的绿色城乡规划和生态环境系统工程保护治理思路，首先基于的就是对自然生态规律的更充分认识，唯此才能真正做到统筹规划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格局，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这三大空间，也才能够切实实现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的奋斗目标。
针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政治经济学观点，习近平反复阐述的是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明确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摆在更加突出优先的位置，并进而阐发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生态生产力”理念。显而易见的是，这种相对于古典意义上劳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力的培育保持和有效开发，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制度框架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不断改革。也就是说，它绝非仅仅是一个发展理念或手段创新的问题，还是一个典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问题。因而习近平强调，“要结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 [36] (P34）。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并非只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升级或绿化，还必须通过采取“超常举措”或一场“深刻革命”，尤其是加快构建“四大体系”即科学适度有序的国土空间布局体系、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的产业体系、约束和激励并举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绿色行动体系与“三条红线”即生态功能保障基线、环境质量安全底线、自然资源利用上线，从而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36] (P37）。总之，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并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才能真正避免现代化建设的“美欧老路”或“先污染后治理路子” [36] (P3-4），也才能够最终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并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
对科学社会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社会与文化，习近平更多强调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宗旨和事业整体的高度来认识和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我们要利用倒逼机制，顺势而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这也是民意所在……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出发，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从改善民生的着力点看，也是这点最重要” [36] (P83）。对生态文明建设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的认识，习近平强调，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在实践和认识上不断深化的重要成果 [36] (P3），表明了党和政府大力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 [36] (P5）。对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新发展理念重要性的认识，习近平指出，这是在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在深刻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36] (P28）。
尤其是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不仅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核心的，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大部分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容置疑的指导思想地位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性，还具体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主要方面 [37] (P15-24）：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关于坚守人民立场的思想，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关于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文化建设的思想，关于社会建设的思想，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思想。其中，对“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阐述的基本内容与2018年5月18日他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讲话的有关内容是大致相同的，其核心要义就是要坚持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本方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充分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让人民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37] (P21-22）。

　　五、结语

　　上述更多是基于相关文献梳理的分析表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确实有着十分宽厚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来源或基础，而不仅仅是局限于哲学甚或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层面 [38] (P1-9) [39] (P8-13) [40] (P1-12）。这样一种结论性看法，在笔者看来，对正确认识与科学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丰富理论意涵是非常必要的。尤其需要明确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是一种系统完整的理论话语和政策话语体系——当然仍处在不断完善与创新的过程之中，也是一种政治立场和特色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宽阔理论视野来观察思考，我们才能更好地揭示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深刻理论意涵和巨大绿色变革潜能。更重要的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来自实践、面向实践和服务于实践的，这个实践概言之就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就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全面绿色转型，就是探索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新道路。所有这些远大目标真正实现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就是这种先进正确思想能够作出富有政治想象力的阐释，并能充分制度化地嵌入现实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就是促进或达成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社会历史与文化意义上的辩证互动，而不仅仅是停留或自我束缚于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公共政策的狭隘视域。换言之，我们只有正确并充分地认识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基础，才会更好地认识到并期望它发挥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作用或“红绿”变革潜能。
参考文献：

　　①另一部权威性著作是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参考文献

　　[1]解保军.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9.

　　[2]方世南.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3]刘希刚，徐民华.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历史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4]郇庆治.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21.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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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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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习近平.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求是，2019,(3).

　　[3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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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薄海，文吉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广西社会科学，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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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75(04):1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