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分析了无产阶级政党在反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中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不但没能打倒反而帮助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但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中等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农民的剥夺终将会使各中间阶级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后备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而无产阶级政党也将从被各中间阶级孤立到获得对各中间阶级的领导权的过程中，从自在走向自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形成革命的联合阵线，才有可能把各中间阶级的顺次失败转变为共同的胜利。马克思在对19世纪法国革命的分析中所确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逻辑，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得到了成功地践行，而在当下西方所主导的金融资本帝国大变局的时代，这一逻辑将再次获得其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无产阶级政党  自在  自为  逻辑  金融资本

　　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以下统称“法国史三书”）中，马克思分析了1848年至1871年的法国阶级斗争。“法国史三书”中论及的法国政治党派主要为正统派、奥尔良派、秩序党、王朝反对派、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山岳派。正统派代表法国大地主贵族和高级僧侣的利益；奥尔良派代表金融贵族等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秩序党是六月事变后由正统派和奥尔良派暂时联合组成的政党，主要代表大地主贵族、金融贵族等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路易·波拿巴政变后，秩序党最终被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抛弃；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抛弃秩序党之后转而支持路易·波拿巴，借助波拿巴政体进行统治。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是法国社会的真正统治者，无论政治形式怎么变化，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地位都未被撼动。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阶级斗争各个阶段的作用，是理解“法国史三书”的逻辑主线。

　　一、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法国的统治

　　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统治阶级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金融贵族包括银行家、与银行家相联系的部分工商业资产阶级及部分资产阶级化了的大土地所有者。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剥削社会各阶级，他们不仅榨取无产阶级的剩余劳动，而且通过国债、税收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还控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国家机器。

　　第一，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法国社会中的支配地位。在“法国史三书”中，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内部进行了区分，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与中等资产阶级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铁路大王、煤铁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一部分与他们有联系的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坐上王位，他们在议会中任意制定法律，他们分配从内阁到烟草专卖局的各种公职。”[1]马克思认为：“一般来说，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是一种正常现象。英国就是一个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2]在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支配下，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等构成了广大的中间阶级，而无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革命阶级。

　　第二，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法国生产者阶级的剥夺。金融贵族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而“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要寻求满足，于是享乐变成放荡，金钱、污秽和鲜血汇为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还是就其享乐的性质来说，都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3]金融贵族的统治“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运业，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4]金融贵族“制造国债券行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会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破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5]在危机时代，“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大公司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6]农民阶级在经济上也成为金融贵族剥削的对象：“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7]遭受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盘剥的中等资产阶级又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因而使社会矛盾极其尖锐。

　　第三，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法国公共权力的控制。国家机器成为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直接经济剥削之外对人民进行第二重剥削的手段。集权的官僚机构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最初作为破坏封建制度的手段，后来作为压制生产者即工人阶级的解放要求的手段。历次的反动和革命所起的作用都只是把这一组织起来的权力——组织起来奴役劳动的暴力——从这一手中转到另一手中，从统治阶级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这个组织起来的权力一直是统治阶级进行奴役和牟利的手段。”[8]金融贵族还借助国债制度对社会生产者阶级进行剥夺。马克思在分析法国金融贵族阻止财政制度的变革时，指出：“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是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是国债债权人、银行家、货币经营者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9]“国家财产落到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始终超过收入，在于失衡，而这种失衡既是国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10]“国家负债倒是符合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直接利益的。国家赤字，这正是他们投机的真正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源泉。”[11]“正如统治阶级在整个国家支出和国债方面进行掠夺一样，它在铁路建筑方面也进行掠夺。议会把主要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12]金融贵族借助国债制度把国家拖入贫困的状态，而国家又以向其他阶级征税的形式把负担转嫁给社会，最后由农民、小资产者等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为国债“买单”。国债制度成为金融贵族支配政府并通过政府剥夺社会的手段。

　　第四，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支配下的法国对外关系。马克思指出：“共和国只能是一切保皇派——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联合起来进行的隐名恐怖统治，其最终目标是跨入某种形式的帝国；这是阶级的隐名恐怖统治，在完成其肮脏使命之后，必将开成一朵帝国之花！”[13]马克思这里所说的“某种形式的帝国”，就是金融贵族幕后统治的帝国，就是金融资本把自身统治延伸到国际关系中的一种统治形式。金融贵族不仅积极谋取法国的政治统治权，同时还尝试建立国际性的政治统治联盟。马克思认为，“在现代最惊心动魄的这场战争结束后胜败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杀戮无产阶级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事件，······阶级的统治再也不能拿民族的军服来掩盖了；面对无产阶级，各民族政府乃是一体！”[14]马克思指出，爱国主义“对各类‘国有’财产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15]法国的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甚至不惜借助外国势力对国内战争进行干预。“只有用暴力推翻共和国，财富占有者才有希望把他们自己所发动的战争的费用转嫁到财富生产者的肩上。所以，法国的大破产就促使地产和资本的这班爱国的代理人，在外国侵略者的监视和卵翼下把对外战争变成一场国内战争——一场奴隶主叛乱。”[16]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积极谋求国际联合统治的同时，大力反对国内国外的革命民主主义。

　　第五，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法国社会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支配。金融贵族借助自身所控制的报刊来操纵舆论，并采取作者署名和保证金制度打击革命报刊。在一定的条件下，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对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是有害的，如果有可能，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就不惜动用“反动”手段，求助于更保守的意识形态和统治形式。“秩序党似乎是永远忙于‘反动’，而这种‘反动’完全像在普鲁士一样，是针对新闻出版、结社等等的，并且还像在普鲁士一样，是以官僚、宪兵和法庭进行粗暴的警察干涉的方式实现的。”[17]在波拿巴当政时期，议会外的大资产阶级“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要求波拿巴压制和消灭资产阶级中从事宣讲和写作的分子，即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和著作家、资产阶级的讲坛和报刊，以便能够在不受限制的强硬的政府的保护下安心地从事他们私人的事情。”[18]如果形势不允许大资产阶级寻求反动的统治形式，那么大资产阶级也会用自由资产阶级的观念来腐蚀民众，这时候，大资产阶级凭借家庭、财产、所有权等观念的宣传，获得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支持，为其统治寻求意识形态支持。正如马克思分析的，“秩序党拥有巨额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支部，以薪金豢养旧社会的一切意识形态家，控制着现政权的势力，在众多的小资产者和农民中拥有不领薪的奴仆大军，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对革命运动还很疏远，把地位显赫的大财主看做是他们的小财产和小偏见的天然代表。”[19]

　　二、中间阶级的相互倾轧反而巩固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

　　金融资本和土地贵族支配产业、商业和信用，支配地产、铁路和矿山，支配股份公司和股票投机，支配国债、财政和税收，剥削国民、盗窃国库，引起中等工商业者、小资产阶级、农民等中间阶级的不满。中间阶级占据着社会人口的大多数，在政治舞台上是一股很强大的势力。但是，由于中间阶级的阶级利益的狭隘性，因不了解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经济政治本性，因自身的抽象共和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对拿破仑皇帝的迷信等各色幻想，不仅没有打倒反而直接或间接地巩固了自己的对手即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

　　第一，纯粹共和派的抽象共和理念，把二月革命后的法国政治引向了大资产阶级的专政。1848年二月革命后，占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派。资产阶级共和派也即国民报派代表工业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利益。纯粹共和派离开阶级关系抽象谈人，从抽象人的基础上引申出所谓的自由、民主和博爱等幻想。纯粹共和派“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描绘出一幅没有阴暗面的现代社会的图画，并且不顾这个社会的现实而力求实现自己的理想。”[20]这些抽象的词藻和虚无缥缈的概念，正好符合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统治的需要。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不但没有合法地让银行破产，反而规定银行券强制流通，“于是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21]资产阶级共和派以立法方式禁止征收累进税，而“其实累进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资产阶级的措施，并且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间阶层依附‘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抵制资产阶级中反共和主义多数派的手段。”[22]在政治上，纯粹共和派试图“依靠自己的柔顺和不对抗的生存方式来谋求生存并消除对抗”。[23]纯粹共和派的保守性和软弱性使其所积极主张的共和国，也只能转化为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形式，并使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共和国中重新获得支配地位。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形式下，支持正统王朝的土地贵族和支持七月王朝的金融贵族联合成了统一的秩序党，把议会中的纯粹共和派排斥出去，而纯粹共和派“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从一个政党降为一个派别了”[24]。共和国并不是抽象公民的普遍共和，而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共和，变成了大资产阶级内部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两个集团的联合统治。

　　第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斗争目标、手段和效果的局限性。赖德律-洛兰是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山岳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利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人是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无论“提出什么办法来达到这个目标，无论目标本身涂上的革命颜色是淡是浓，其内容始终是一样的：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25]马克思在分析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时指出，“按照他们所受的教育和个人的地位来说，他们可能和小店主相隔天壤。使他们成为小资产者代表人物的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26]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私有财产的捍卫，正保护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借以统治的制度前提；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对合法性斗争的崇拜，客观上方便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暴力机器的支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斗争的成效是有限的，却遮蔽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与社会利益之间矛盾的深刻性，转移了社会生产者阶级的斗争视线。

　　第三，农民阶级在绝望中从客观上帮助了自己的敌人。马克思认为法国的农民“就像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的一个个马铃薯汇集而成的那样”[27]。“农民的所有权是资本迄今为止用来支配农民的一种符咒；是资本用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的一个借口。”[28] “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得以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农民自己考虑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受到资本这样奴役的小块土地所有制(而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招致这样的奴役)使法国的一大半国民变成穴居人。”[29]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共同关系，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政治组织，他们既是一个阶级，又不是一个阶级。农民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农民被动地充当了第二帝国的经济基础，充当了与社会分离而独立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那最后一次胜利的经济基础。”[30]

　　第四，各中间阶级对无产阶级的防范及其相互之间的倾轧。在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中，本该联合起来的各中间阶级，由于自身混乱的阶级意识，对主要敌人的不了解，加之受资产阶级共和派及其知识分子鼓吹的抽象的民主、自由和博爱等概念的误导，使各阶级形成了共和主义的幻觉，而这些恰好被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所利用，为人为制造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分化瓦解革命势力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和条件。纯粹的共和派急于除掉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派，充当了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的急先锋，“实际上是为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31]。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目的是“利用无产阶级，但是不让它构成危险”[32]。无产阶级成为小资产阶级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同时处处被小资产阶级所提防。1848年六月事变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以国民自卫军为代表同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军队联合起来反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故意制造舆论污蔑“国家工场”，小资产者将自己的穷困归咎于“国家工场”，农民误认为自己不堪重负的赋税是为无产阶级的社会福利买单。主客观原因共同导致了各中间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瓦解了二者之间可能的联合。

　　第五，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势力不但没有得到削弱，反而重新得到巩固。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彼此之间互相倾轧，被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所利用。“正统派、奥尔良派、波拿巴派、别动队、山岳党、各个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密谋活动，既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起劲地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33]“从1848年12月20日到1849年5月制宪议会解散这个时期，包括了资产阶级共和派灭亡的历史。资产阶级共和派为资产阶级建立了共和国，把革命无产阶级赶下台，一时堵住了民主派小资产阶级的嘴，此后自己也就被资产阶级群众所排斥，这批资产阶级群众有权利把共和国据为自己的财产。”[34]马克思这里所谓资产阶级群众，就主要是指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比先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三章，马克思强调，“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它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推翻金融贵族，反而巩固了它的地位。”[35]在《法兰西阶级斗争》第四章，通过引用1850年法兰西银行商业繁荣的例子，马克思指出，“金融贵族不仅没有被革命推翻，反而更加巩固了。”[36]波拿巴虽然当选为总统，但其只不过是秩序党的一个傀儡。“这样，秩序党就掌握了政府权力、军队和立法机关，一句话，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37]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四章的结尾，马克思再次强调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胜利，“秩序党好像是用5月31日的选举法加倍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因为它已经把国民议会议员的选举和共和国总统的选举转交给社会的保守部分了。”[38]

　　三、各中间阶级的顺次失败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潜在同盟军

　　在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中，各中间阶级都在斗争中失败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虽然变换了政治形式，但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支配地位并没有改变。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压榨和盘剥，使各中间阶级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后备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潜在同盟军。马克思“逐一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等级如何逐渐向无产阶级靠拢，如何迫于形势而同正式共和国公开敌对，如何被共和国当做敌人来对待”[39]。

　　第一，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把革命的条件再生产出来。社会各阶级都承受着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不同形式和不同层次的压迫，“金融贵族过着糜烂生活，人民却在为起码的生计而挣扎！”[40 ]“帝国在经济上毁了他们，因为它大肆挥霍社会财富，怂恿大规模的金融诈骗，支持人为地加速资本的集中，从而使他们遭受剥夺。帝国在政治上压迫了他们，它的荒淫无度在道义上震惊了他们。”[41]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剥夺性和寄生性的本质是导致其他社会阶级的生存条件每况愈下的根本原因。只要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支配地位没有被撼动，革命的环境和条件必然再产生出来。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寄生本性、积累逻辑和支配地位是法国历次经济危机的根源，而愈演愈烈的社会革命将是其必然结果。

　　第二，农民阶级向无产阶级的靠拢。农民在不断增加的抵押、高利贷和赋税的重压下，在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与利用后彻底失望了。“议会制共和国三年的严酷统治，使一部分法国农民摆脱了对于拿破仑的幻想，并使他们(虽然还只是表面上)革命化了;可是，每当他们发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就用暴力把他们打回去。在议会制共和国时期，法国农民的现代意识同传统意识展开了斗争。”[42]波拿巴王朝代表的是带有迷信、偏见和过去色彩浓厚的保守的农民，但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严酷统治，使农民认清了波拿巴皇帝并不代表自己的利益，进而逐步向革命民主主义的农民转化。“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曾经说过，恢复葡萄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43]“四十五生丁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变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44]农民将无产阶级看作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并在行动上转而支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马克思指出，“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农民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45]随着政治运动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农民和外省已经革命化了。他们已经对拿破仑感到失望，况且，红党答应向他们提供的已经不再是名称，而是内容；不再是免除租税的幻想，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派的10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的行动。”[46]

　　第三，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向无产阶级的靠拢。小资产阶级作为中间阶级，只有以无产阶级为后盾，才能保持住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只有以无产阶级为领导，才能获得反抗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压迫的最终胜利。否则，在击溃工人阶级后，等待他们的只能是被资产阶级共和派出卖给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在工人的革命力量被消灭的同时，民主主义共和派即具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共和派的政治影响也被消灭了。”[47]可怜的小资产者错把工人当作斗争的对象，结果只能是，“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他们击溃了工人，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了债权人的掌握之中。”[48]

　　第四，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以二月革命的爆发为起点，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对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经历了从阶段性胜利到失败，再从失败后逐步向无产阶级靠拢的过程。1848年，二月革命的发动本身就是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反对金融贵族的表现。工业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债，因为国债的息金已列入捐税项下，所以，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49]。1845年至1846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导致了工商业的毁灭，促使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发起宴会运动试图推翻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专制统治。[50]“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挥霍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证券投机商、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51]马克思认为，“中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生存的经济条件而不可能发动一场新的革命；他们只能或者跟着统治阶级走，或者做工人阶级的追随者。”[52]“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的中间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就必定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越来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53]

　　第五，以无产阶级为主导的革命联合阵线，才有能力战胜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无产阶级是反对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最革命的力量。在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经济政治重压下，中间阶级的斗争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挫折和失败，现实惨痛的教训促使中间阶级逐步向无产阶级靠拢。“法国社会的心怀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未必会带来恐怖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54]“在无政府派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面，隐藏着《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大体上一贯要求推翻金融贵族的统治而使工业和交易摆脱历来的束缚。这是工业、商业和农业的社会主义，这三者的利益由于同秩序党中工业、商业和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不再相符而被这些巨头摒弃了。”[55]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聚集，成为无产阶级潜在的同盟军。“这就像在2月那样，是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无产阶级是革命联盟的首脑。”[56]马克思指出，“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是金融贵族占据领导地位一样，在无政府派中也必然是无产阶级占据领导地位。”[57]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农民、小资产者、整个中间阶级联合成了打倒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独裁统治的联盟。

　　四、无产阶级政党自身从自在走向自为的过程

　　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高压统治使无产阶级日益觉醒。面对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经济、政治和军事高压，无产阶级必须取得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动权，联合中间阶级，从自在走向自为。

　　第一，对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本性的认识。无产阶级一开始也还未认清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是自己的真正对手。“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甚至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立宪君主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庸人的想象里，······，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这种在想象中消灭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词句，就是博爱——人人都骨肉相连、情同手足。······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宽大仁慈的博爱气氛中了。”[58]“当巴黎无产阶级还陶醉于为它开辟的伟大前景并且认真地埋头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时，旧的社会力量却在集结、联合、醒悟，并获得了国内群众的意外支持，即获得了那些在七月王朝这个障碍物被推翻后立刻跃上政治舞台的农民和小资产者的意外支持。”[59]“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观念中、在想象中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他们的活动却处处都为资产阶级共和国效劳。”[60]甚至在巴黎公社占领巴黎后，无产阶级依然没有看到法兰西银行和金融贵族的联系，而把法兰西银行误认为是纯粹的国家银行。无产阶级正是在一连串的失败中逐渐认清自己的经济和政治处境。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与发展，无产阶级政党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是无产阶级自觉组织起来捍卫自身利益的纯粹的政治表现。

　　第二，破除对议会斗争与合法斗争的迷信。“议会形式只是行政权用以骗人的附属物而已。第二帝国是这种国家僭权的最后形式。”[61]军队、宣传和组织等核心权力部门，被牢牢地控制在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手中。“由于存在着无产阶级起来造反的危险，联合起来的统治阶级已在残酷无情地大肆利用这个国家政权作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62]自由主义的共和观念是消解阶级斗争、把国家权力间接让渡给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意识形态形式。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推崇备至的分权制衡原则从根本上也是符合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政治统治的需要的。分而治之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政治体制构建的原则。议会制共和国是法国大资产阶级中的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大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借以支配各中间阶级的国家形式。马克思认为，“普选权在此以前一直被滥用，或者被当做议会批准神圣国家政权的工具，或者被当做统治阶级手中的玩物，只是让人民每隔几年行使一次，来选举议会制下的阶级统治的工具。”[63]马克思多次对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掌控的议会和议员展开了批判。“它用它自己挑选的立法团和由它自己出钱供养的参议院来代替统治阶级摆样子的议会；它的无限权势得到普选的批准；它被公认为维护‘秩序’亦即维护地主和资本家对生产者的统治的必要条件；它用昔日的破旧面具掩盖今天贪污腐化之盛行，掩盖最腐朽的寄生集团——金融骗子们的得逞；它放纵过去的一切反动势力，形成一个万恶之渊薮。”[64]“1848年以来，在全欧洲大陆上流行着一种特殊的病症，即议会迷”[65]，马克思一直致力于启发无产阶级认识到自由主义共和观念背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统治的事实，启发工人阶级破除对议会斗争的迷信，指出仅通过议会斗争就想获得解放是一种空想。但是，反对对合法斗争的迷信，不等于反对利用资产阶级民主所提供的合法斗争手段。

　　第三，从各种主观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解放出来。二月革命后，无产阶级自身力量还很弱小，而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占压倒多数。“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66]“无产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醉心于教条的实验，醉心于成立交换银行和工人团体，换句话说，醉心于这样一种运动，即不去利用旧世界自身所具有的一切强大手段来推翻旧世界，却企图躲在社会背后，用私人的办法，在自身的有限的生存条件的范围内实现自身的解救，因此必然是要失败的。当六月事变中无产阶级与之斗争的一切阶级还没有在无产阶级身边倒下的时候，无产阶级大概既不能使本身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的伟大，也不能从重新缔结的联盟中获得新的力量。”[67]二月革命后，工人阶级中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提出了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的诉求。马克思批判道，“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旁边的无产阶级的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软弱无力的部，只能是一个徒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宫委员会。”[68]马克思指出“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就是支配资本的权力，支配资本的权力就是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起来的工人阶级支配，也就是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69]

　　第四，正确处理与各中间阶级的关系。在六月革命中，“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国方面的有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中间等级、小资产者、军队、组成别动队的流氓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牧师和农村居民。而站在巴黎无产阶级方面的却只有它自己。”[70]无产阶级的孤立是无产阶级失败的重要原因。无产阶级的失败也使中间阶级失去了依靠。为战胜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无产阶级组织起与各中间阶级的联盟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其一，团结农民。马克思认为，农民的解放对统治阶级来说“甚至比城市无产阶级的解放更加可怕!农民很快就会欣然接受城市无产阶级为他们自己的领导者和老大哥!”[71]“法国农民一旦对拿破仑帝制复辟感到失望，就会把对于自己小块土地的信念抛弃；那时建立在这种小块土地上面的全部国家建筑物都将会倒塌下来，于是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72]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家，只有团结这个人数众多的群体，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把握革命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其二，正确处理与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关系。为了对抗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争取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中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虽然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存在防备心理，但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也遭受着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剥削。工人阶级反抗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也有利于中等工商业者。马克思在分析巴黎公社时指出：“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73]通过解决债权和债务问题，公社拯救了巴黎的中等阶级。无产阶级政党在把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所支配的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同时，可以考虑保护一般工商业资产者的利益，这样可以避免一般工商业资产阶级滑向大资产阶级的阵营，这在后来列宁和毛泽东的新型民主革命纲领中得到了继承和体现。统一战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反动势力强大。无产阶级作为日益自觉的革命阶级，在未来是唯一可以推翻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独占统治的政治势力，因此，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对无产阶级格外提防和残忍，无产阶级的多次政治运动被残酷镇压，巴黎公社惨遭国际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联合绞杀。无产阶级政党如果能够争取到社会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革命的激烈程度会较轻，周期会较短，损失也相对较小。其三，无产阶级政党要正确对待对流氓无产者阶级的改造问题。流氓无产者是从破产的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以及失业人群中分离出来组成的“自由漂浮”的人群，他们容易受到反动的意识形态和运动所影响和利用，经常被反动势力利用和收买而成为镇压革命的工具。对待流氓无产阶级，既要坚决打击，又要做好分化、瓦解、争取和教育工作。

　　第五，无产阶级先锋队政党以工人阶级为基础，联合和领导各中间阶级，采取正确的纲领和策略，推翻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实现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基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政治本性和政治逻辑，无产阶级政党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将议会、行政等国家权力收归人民所有，打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加之于社会的枷锁。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目标是僭取国家权力，正如马克思分析的，“每一次新的人民革命总是使国家机器管理权从统治阶级的一个集团手中转到另一个集团手中，······后来陆续发生的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给予资本势力日益增长这个社会事实以政治上的肯定，因而越来越直接地把国家政权本身交给工人阶级的直接的敌人。”[74]马克思认为，“巴黎无产阶级在宣布二月革命时所呼喊的‘社会共和国’口号，的确是但也仅仅是表现出这样一种模糊的意向，即要求建立一个不但取代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取代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公社正是这个共和国的毫不含糊的形式。”[75]“工人必须打碎的不是旧社会政府权力的一个不太完备的形式，而是具有最后的、最完备的形式的政府权力本身，就是帝国。公社是帝国的直接对立物。”[76]这里的“帝国”指法国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统治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只要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没有被消除，巴黎公社的原则就会不断出现。“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采取消极态度，那么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只不过是将来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序幕，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主人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77]而在工人阶级的革命能动性的带动下，“在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78]

　　结语

　　在1848革命的时代，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是法国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部分，在革命进程中，无论政治形式怎么变化，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统治地位都没有被撼动。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或因对对手认识不清、手段选择不当，或因相互之间的矛盾和倾轧，结果不但没有打倒反而帮助了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但是，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剥削和剥夺会造成一种形势，使各个中间阶级从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后备军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后备军，而无产阶级政党也从被各个党派排斥的政党变成领导着各中间阶级的先锋队政党。以无产阶级政党为核心的革命联合战线，才有可能推翻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联合统治。正是在反金融贵族和土地贵族的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从被动到主动，从自在到自为。马克思在对19世纪法国革命的分析中所确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成长逻辑，在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以及后来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得到了成功的践行，而这一逻辑在当下西方所主导的金融资本帝国大变局时代，也将再次获得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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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科学社会主义》202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