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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把“坚持中国道路”作为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之一提出来。“坚持中国道路”这一历史经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探索的基本结论。对中国道路的内在规定和本质特征的全面概括，特别是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要求和根本遵循等问题的全面概括和把握，是探索、认识、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思想结晶。
“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阐释中就指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这种坚持走自己路的坚定决心，是我们党不断从挫折中觉醒、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真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前后相续、不断进取的道路开创和发展做出的精辟阐释。
毛泽东同志指出：“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选择，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取得了辉煌卓著的伟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社会状况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封建专制的残酷统治和压迫、西方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使得经济社会极端落后，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革命道路就成为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首要问题。党成立之初，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和办法可资借鉴，一度曾简单地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挫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矢志不移，对走出中国自己的革命道路问题做出深入思考和艰辛探索。正如《决议》在回溯历史时所概述的：“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做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这条革命道路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这条道路的正确选择，看作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最具历史意义的实践，提出“我们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这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选择的这条道路，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面对中华民族危亡和经济衰败的现实，中国思想界几度围绕“以农立国”和“以工立国”及其关系论争不已，急迫地希冀找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道路。“以农立国”论者认为，“以农立国”可以避免西方工业化国家生产过剩等诸多弊疾，加上“中国有长远之农史，广大之农地，良善之农民”，“以农立国”被看作“宜发挥其所长，不宜与西人为我占劣势之竞争”。（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下册，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769、770页）“以农立国”论出现伊始，中国共产党的一些理论家就提出质疑、做出批判。杨明斋提出，欧洲各工业国贫富悬殊，“劳资两阶级相对如寇仇”，“并不是工业生产的病，而是分配和财产权制度的病”。（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7页）恽代英也谈到，发展“为由国家发达交通与各种大工业”，是“为无产阶级势力植根基”；因为“国家握大工业之权，自能吸收小工业而完成共产，用交通及其他如电化之类，则可联络各种独立事业，使成为互相倚赖，而同时使工人集中，且加增其经济地位上的重要。如此然后无产阶级团结有力，可以反抗一切反动势力”。（《恽代英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84页）但是，面对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中国的前途和出路，正如瞿秋白所指出的：“中国的经济没有一个独立的前途，而只是在变成帝国主义的完完全全的附庸。只有工农革命的胜利，方才能够解放中国，使他在无产阶级的统治之下，用极快的速度，实行社会主义的工业化。”（《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764页）以科学把握中国国情为基础，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选择的圭臬。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在旧中国腐败的社会制度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甚至连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都不存在。他指出：“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1947年12月，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的任务，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帝国主义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5页）在发展道路选择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完成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为基本前提。1949年3月，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7页）的思想，绘制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最初的路线图。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走过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概括就是：“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在世界经济史上，这一中国道路第一次创造了经济制度变革、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生产力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同步发展的过渡奇迹，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在这一伟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以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为标志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正式启程。1954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的发展道路的构想。在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不失时机地从社会主义工业化切入，开拓了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新征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夙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社会发展的现实方向。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开拓社会主义道路的宏大战略擘画。在这次全国人大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问题的重要性，强调“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问题，并视其为中国摆脱落后和贫困的必由之路和实现中国革命目的的牢固基础。
1955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提出“新的历史时期”的概念，认为“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在根本上就是“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特别是“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0、392页）
1956年初，在即将完成过渡时期任务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选择问题提到了国事论衡的重要议程。4月4日，毛泽东同志在讨论修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时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溯历史，毛泽东同志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57页）当月25日，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着重对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等四大关系做出探讨；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做出战略规划和整体布局。
1964年12月，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同志正式宣告：“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理论和实践的深刻把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党中央还提出了分两步走的战略规划：第一步是“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是“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实现这一战略规划时，“必须更好地执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总方针”；必须“正确处理自力更生同国际合作的关系”，只有从本国的具体实际出发，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充分利用本国的资源来进行建设，才能比较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还“要采用先进技术，必须发挥我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大搞科学试验。外国一切好的经验、好的技术，都要吸收过来，为我所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9、440、441页）。这些基本战略思想，丰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1979年3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国客人时提到：“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96页）当月30日，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邓小平同志再次谈到：“我们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502页）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总之，“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164页）“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概念，成为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直接的理论基点和思想来源。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新概念，也成为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小康社会”的思想基础；而“小康社会”则丰富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路径和目标。1984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提到20世纪末建立小康社会目标时指出：“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翻两番、小康社会、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些都是我们的新概念。”（《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4页）这些新概念的深刻意蕴就在于：它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的发展道路；是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动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不断地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为根本目的的发展道路；也是呈现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断向其更高阶段渐进发展的道路。
“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社会”目标相结合，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解的思想智慧和理论境界。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小康社会“三步走”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的问题；第二步是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按照“三步走”的战略部署，2000年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8.9万亿元人民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48美元。从总体上看，“三步走”战略前两步已经基本实现。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对“三步走”战略第三步做出规划，提出了新“三步走”的战略，即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以“两个一百年”宏伟战略，迈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新的重要一步。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把第一个百年战略归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目标，是与加快推进现代化相统一的目标，符合我国国情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符合人民的愿望，意义十分重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性目标的提出，赋予以现代化为目标的中国道路以新世纪的鲜亮底色，使小康——全面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之间，形成了既前后衔接、继续发展的阶段性过程，又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各领域全面拓展的有机整体；也铺展了从党的十六大“全面建设”到党的十八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连续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擘画中国道路中前瞻性的战略规划。
2007年，党的十七大对新时期近30年走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第一次做出概括。这一概括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以中国共产党为根本的领导力量，把党的领导同这条道路的立论基础和实现这条道路的思想路线及其根本途径、主要任务结合起来，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根本目标的中国道路。
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对中国道路的新时代意蕴做出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其他各方面建设；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既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砥砺奋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取得伟大成就；矢志不移，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局中取得辉煌业绩，赋予中国道路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内涵，开拓了中国道路的新境界。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根本目标上，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以人民对物质、文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美好生活为根本需要，通过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提高有效供给，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党的基本路线的目标提升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根本上强化了中国道路具有的一切为了人民的鲜明特征。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基本特征上，一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14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将彻底改变现代化的世界版图；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必然要求；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断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同世界各国互利互赢，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作出贡献。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总体发展中，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课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战略规划中，明确了第二个百年的阶段性目标。党的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分作两个阶段推进，一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二是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实现途径上，提出了坚定“四个自信”的新标格。中国社会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现实进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精神力量，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回首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正是由于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党和国家事业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我们就能毫无畏惧地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就能坚定不移地继续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路向上，提升了“四个伟大”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四个伟大”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相互作用，作为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在道路的选择和发展上，其内在逻辑在于：伟大梦想是主题，指引着中国道路的正确目标和航向；伟大斗争是动力，为中国道路破解难题，扫除障碍，提供动力牵引；伟大工程是保证，为中国道路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伟大事业是路径，宣示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为中国道路开辟前进方向。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中国道路”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结晶，也是开创未来的思想精粹，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思想伟力的一个集中体现。
“坚持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国情，接续奋进、不懈探索的结果。《决议》强调：“党在百年奋斗中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百年奋斗形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都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具有独立自主探索精神的中国道路。马克思曾经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5页）这里讲的“具体情况”最重要的就是各个国家具体的、变化的国情，也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现实。从中国国情出发，走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道路，是“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精粹。
“坚持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瞩目的理论成就之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1943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对共产国际解散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变化态势判断时提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联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18—319页）这两个方面的“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坚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道路选择的基本立场和根本原则。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特别是新时代中国道路，更应该突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民惟邦本”、“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主张以德治国、以文化人；强调“君子喻于义”、“君子坦荡荡”、“君子义以为质”；强调“言必信，行必果”、“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强调“德不孤，必有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贫济困”、“不患寡而患不均”；等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这些思想和理念，既随着时间推移和时代变迁而不断与时俱进，又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些思想和理念在中国道路的发展中同样有着永不消退的意义和作用。正如《决议》所指出的：“脚踏中华大地，传承中华文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党和人民就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坚持中国道路”，在新时代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为对象，从对这些重大时代课题的整体探索中，升华了“坚持中国道路”的核心要义和基本战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信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坚持中国道路”，要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高度，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为根本前提，以“五大文明”进步为主体内容，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基本过程和目标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过程中中国道路的新形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切合中国实际，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也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我国要坚定不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人类文明新形态”有着广泛的世界意义，是蕴含人类共同价值、具有社会发展的普遍性特征的新形态。
（作者：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