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一石激起千层浪。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预言，自由民主制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构成“历史的终结”。[1]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似乎恰逢其时地证明了他的预言。然而，天真的预言与残酷的现实之间始终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和鲜明的对比。经过30多年的风云变幻和时空转换，福山的问题意识悄然发生转变。如果说过去的历史终结论回答的是“历史为什么会终结”，那么如今的政治秩序论回答是“历史如何走向终结”，并由此构成了“历史必然终结于西方自由民主制”的福山命题。正确审视和厘清福山命题的困境和问题，科学阐释和揭示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在逻辑和优越性，对抵制西方话语、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纵观过去的三十多年，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高度脆弱，危机四伏。我们看到历史没有走向终结，相反“历史终结论”走向终结。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出现阵痛，中东地区在民主化过程中不断经历动荡和反复，乌克兰危机和缅甸乱象接连不断，甚至“无论美国还是欧洲共同体都没有达到普遍国家的完善或自由民主制度的完善，不仅没有达到，甚至它们离这个理想还差得很远”[2]。
西方国家远没有自身标榜得那样光鲜亮丽，整个社会充斥着大量的社会矛盾和不平等问题。特别是由于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根本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像海潮般一浪接一浪，后浪更比前浪高。相反，在没有放弃自身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制度和实践的前提下，部分非西方文明国家已经实现或正在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更是令世界惊叹，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中国的复兴，是另辟蹊径，走一条‘中国特色’的道路。”[3]历史的风云变幻使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显得过于轻率和乐观，它的基本理论被发现存在种种缺陷，许多自吹自擂的观点被证明毫无依据。美国学者罗默指出，“鼓吹资本主义已经胜利的论调或者鼓吹我们已经走到历史终点的论调的人，只能暴露他们自己的短视。”[4]英国学者麦克莱伦指出，“2008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爆发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危机，民众纷纷对新自由主义这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就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意识形态产生了怀疑。”[5]最近来势汹汹的新型冠状病毒更是让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和治理能力的缺陷和不足暴露无遗，基本宣告正在走向终结的“历史终结论”已经终结。
面对西方自由民主制在现实中的失败，福山似乎纯粹是在理想的层面上谈论自由民主制，陷入空想资本主义的深渊。西方国家的衰败和转型国家的困境令福山深表焦虑，“民主的失败，与其说是在概念上，倒不如说是在执行中。”[6]16为了回应“历史为什么尚未终结”的质疑，福山深入历史的长河中探寻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制度的运作。他指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从来都不会魔术般的出现，它们依赖背后的产权、法治和基本政治秩序。”[6]19从《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到《国家构建》《美国在十字路口》《大分裂》《信任》，再到《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福山的问题意识悄然发生转变，从预言历史结果转向阐述历史过程，从历史终结论转向政治秩序论，力图通过研究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揭示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和发展演变史。
第一，福山指出，政治秩序的好坏取决于现代政治制度的构成，政治制度在很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和发展状况。现代政治制度有三大组件，即国家能力、法治和问责制。三者互为补充，互相作用，共同影响政治秩序的运行。国家掌握权力，行使国家职能，应对国内外的威胁。而法治和问责制则限制和约束国家能力，迫使国家按照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行使权力，确保国家行为符合并满足民众的意愿。由于每个国家的历史传统不尽相同，因此政治制度的三大组件的产生路径和出现时间也有所区别。比如，中国在历史上就有强大国家能力的传统，只要国家统一，就能够实现社会繁荣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而一旦国家混乱，就会陷入四分五裂、生灵涂炭的悲惨境地。
第二，为了推动政治发展，避免政治衰败，就必须确保三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既要有强大统一、能在领土上执法的国家，又要有强大凝聚、能将法治、民主问责制强加于国家的社会。”[6]433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现代政治的奇迹”。一旦三大组件出现失衡，政治衰败也就产生了。福山将过去美国的政治发展归功于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相互制衡，而当前面临政治衰败的原因在于美国学者斯科夫罗内克描述的“法院和政党的国家”再次回到美国政治的中心舞台，立法机关攫取了许多本应属于行政机关行使的职能，而原来很多由行政机关直接行使的职能又被司法化，以致行政机关决策缓慢、效率低下，政府政策缺乏执行力和连贯性。“随着对超然独立和审慎判断的制度性支持的削弱，负责任的决策变得日益困难。民主政府一直在被投票的、多数决定的压力政治所侵蚀。”[7]由于制衡机制不断强化、日益僵化，美国已经陷入政治衰败的泥潭。
第三，福山将国家能力置于现代政治制度三大组件的第一位，代表了西方正在出现的一股呼吁强国家的潮流。一个国家只有具备国家能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实现社会稳定，保证法治和问责制的正常运行。国家能力作为现代政治制度最重要的组件，其核心就是“建立一个合法的政府，并且这个政府有能力在领土范围内进行有效治理”[8]。自21世纪以来，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之所以遭遇各种危机和失败，其主要原因就是“国外的力量和国内的力量与国家在垄断权威的行使权方面展开了激烈的竞争”[9]，进而导致国家能力的缺失。印度基础设施建设的低效、非洲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美国“空转政府”的困境，都是国家能力薄弱的表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能力的缺失，国家无法应对和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中长期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其主权也屡遭威胁和侵犯。对于弱国家而言，“最重要的是行政上的能干政府”，“首先要建立中央集权的西政部门和官僚体系。” [10]45只有强化国家职能，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水平，才能为老百姓创造安居乐业的稳定秩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需要。
如果说过去福山对政治发展的本性尚是雾里看花，那么如今，福山通过对政治秩序和政治制度的考察对政治发展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他提出的政治秩序论以三位一体的多元视角为研究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范式。但另一方面，福山的政治秩序论的问题和局限也是显而易见和不容忽视的。有学者指出，“福山试图运用一种简单的政治发展的进化模型，来分析所有给定的政治秩序的个性特点。”[11]他将不具有普遍意义的丹麦标榜成政治发展的理想型国家，彰显出其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而他对历史上以民主著称的古希腊和以法治闻名的古罗马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现代政治制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拒斥了政治发展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为重要的是，福山忽视经济发展和政治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没有看到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无法正确和科学揭示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
世界上不存在两种完全相同的政治发展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走自己的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2]中国坚持从自身国情出发，充分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
第一，政治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福山将丹麦作为政治发展的样板，提出所有国家都应该“达到丹麦”[10]21的美好愿望。然而，政治发展不是模型设计，不是公式套用。纵观整个世界，一个国家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受到其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国民素质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政治发展，就必须将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符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发展道路，决不能生搬硬套他国政治发展模式。
政治发展有其历史过程且路径多样。由于各国国情存在差异，政治发展往往以各自特殊的形式和过程进行。“在这种特殊的发展形势和过程中，各国的政治发展都将充分显示出本身所具有的民族性和历史继承性。”[1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14]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根植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并在历史的必然性和人民的自觉性的推动下不断完善和发展。反观福山用单一的政治发展进化理论模型来解释和分析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历程，遮蔽了人类政治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注定只能呈现带有片面性和狭隘性的人类政治发展图景。“西方大国不顾各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推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模式以及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结果反而在前苏联东欧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造成普遍性的政治混乱和国内政治冲突。”[15]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打着维护和平、保护人权、实现民主的幌子，在具有重要地缘战略价值的地区利用甚至制造冲突、混乱，以达到其战略控制的目的。美国政府多次以打击恐怖主义为由出兵侵略威胁美国利益的国家。2001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是例证，造成国家衰亡、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悲剧令人触目惊心。
第二，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具有双向的互动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6]591同时，政治发展“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起作用”，“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17]因此，必须将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联系起来，统筹协调，共同推进，决不能在忽视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空谈政治发展。
中国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全方位统筹推进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既注重加快经济发展又强调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既注重深化政治建设又强调维护政治稳定，社会生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同频共振，民众广泛政治参与与社会凝聚力持续增强相得益彰，实现了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良性互动。福山将美国陷入政治衰败的原因归结于三权分立的传统制衡机制过度强化和日益僵化，这种看似有理的分析根本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遮蔽了美国政治衰败的真实原因。事实上，“如果公民在政治领域享有平等的权利，但是在经济领域却处于高度不平等状态，那么，民主的根基很可能会被深深地掏空。”[18]自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盛行以来，美国居民财富分配不均的局面愈演愈烈。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以“1%”反对“99%”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将一个分裂和对立的社会暴露无遗。有报告显示，“美国已经沦为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约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中，1850万美国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超过500万人的生活状态同第三世界绝对贫困人群相当。”[19]。美国政治衰败的背后是经济发展内部失衡，财富分配不均，贫富两极分化。正是这种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导致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在反映大多数人利益诉求的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进而出现“政党政治”、“空转政府”的窘境。从根本来说，美国奉行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导致资本力量不断强化，甚至可以主导美国的政治走向。当过度膨胀的资本力量无法受到来自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制约时，政府决策和民众利益就被资本裹挟和绑架，政治衰败也就随着而来。
第三，政治发展的目的在于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不应以某一个特定模型为参照标准，而应看其在实践过程能够最大程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0]
中国人信奉得民心者得天下。政治发展的关键在于政府能在多大程度上回应人民的需求，保障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福祉。政治发展以实施良政为基础，以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为依托。“不管什么政治制度，最后一定要落实到‘良政’才行，落实到中国人讲的‘以人为本’、‘励精图治’才行”。[21]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制造、中国建造、中国创造成为一张张享誉世界的亮丽名片，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国内生产总值稳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国家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世界第一，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超过30%，社会长期保持稳定，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反观西方自由民主制国家，长期陷入“党派纷争”、“拉票站队”、“否决政治”、“街头政治”等不利局面，无法形成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长远规划，连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也常常得不到一以贯之，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几乎得不到有效满足。特别是美国，由于利益分化严重，社会难以达成共识，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将原本暗流涌动的社会对立暴露得更猛烈、撕裂得更彻底，根本无法满足和实现全体社会成员的整体利益诉求。西方政治模式始终存在固有和深层的矛盾和局限。那些沿用这种政治模式的国家和地区在现实中无不遭遇重大挫折，有的因依附西方国家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有的在西方国家的诱导下陷入危机和破产，有的则陷入“颜色革命”的漩涡，导致政治动荡和国家分裂。
长期以来，西方的政治模式被认为是唯一正确的政治发展道路，似乎只有实行西方自由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政治发展。无论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还是“政治秩序论”都隐含了“民主优先”的理论预设。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打破了福山命题的虚假魔咒，破除了“治理优先”、“民主优先”还是“法治优先”的逻辑悖论，实现了有效治理、人民民主、公正法治的有机结合，维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确保了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具有重要和深远的世界意义。
第一，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将政治制度建设与国家治理效能相结合，实现政治发展的形式与目的的统一。政治发展道路的优劣不仅要看政治制度是否具有优越性，还要看国家治理是否具备效能。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并将这种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22]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主体和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中国政治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进步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民族独立到国家富强，从改革开放到全面深化改革，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共产党创造了国家治理的伟大成就。有学者指出，“亚洲新兴国家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政治治理模式，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民众支持率，不仅基于民主选举，还基于国家推动的能力”。[23]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有效保障了公共利益不被任何利益集团绑架和支配，避免了不同利益群体之间恶性竞争。中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赞誉，甚至连西方国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政府表现出的超强决策力和执行力。
第二，中国式政治发展道路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民主的价值理念和民主的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对以票选为核心的西方自由民主制的超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现形式提供了有益借鉴。民主的最初含义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24]。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人民的统治。“全体人民是民主的主体，人民民主是全体人民权利和意志的实现。”[25]西方的自由民主制赋予公民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政治参与的机会，公民可以通过投票等各种政治参与的方式来影响政治决策者。但是，对于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否真正影响公共决策，公共决策的结果能够是否符合人民的意愿，似乎成为无关紧要的问题。在西方自由民主制的条件下，人民只是选民，民主不是人民的统治或权力，而是选票的统治或权力。邓小平曾指出，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民主”。[26]资本家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16]46。他们将民主选举视为政治统治的基础，其本质是凭借金钱特权将自身的阶级利益通过政治和法律制度上升为国家意志。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秉持民主规范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一种区别于资本主义民主的新型民主，“它使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破天荒第一次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使无产阶级憧憬和为之奋斗的民主理想变成了民主的现实，给民主赋予了真实的内容，使民主获得了真正的生命”。[27]
第三，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彰显了协商民主的优越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性难题拓展新空间新思路新实践。有学者指出，“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功之处在于没有走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即中国没有引进西方国家竭力推荐的那种竞争式民主，而是根据自身国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协商式、审议式民主模式。”[28]这种协商民主的制度形式有利于广泛听取多方的利益诉求，避免出现“赢者通吃”的零和博弈和“强者为王”的霸权政治，为妥善管控各方面分歧、最大程度达成普遍共识提供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 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29]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三个世界”理论，中国为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到描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和世界性难题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人类正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更加突出，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层出不穷。经济全球化出现波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多边贸易体制受到冲击；全球治理遭到严重冲击，面临着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的严峻挑战；种族主义卷土重来，文明冲突论、文明优越论等错误论调甚嚣尘上。面对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没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可以独善其身。中国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四，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为推动21世纪马克思主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0]411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使命，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共产党宣言》更是旗帜鲜明地宣称：“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29819世纪的巴黎公社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次伟大的尝试，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20世纪的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丰富了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和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宝贵经验，但同时也留下了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造成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领导层没有正确处理政治改革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科学区分社会主义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在错误思潮的诱导下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和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以苏为鉴，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31]，而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下探索实现现代政治文明的新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民心。” [12]从历史终结论到政治秩序论，福山始终没有跳脱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没有科学揭示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演变路径。面对人类政治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中国从自身国情出发，从实际出发，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发展道路。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遵循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规律，也符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要求，为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了中国样本和中国经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的蓬勃发展，中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将更加现代化，中国的政治制度将更加完善，治理效能将更加彰显。中国式的政治发展道路必将展现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对世界未来发展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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