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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彬彬：马克思《巴黎手稿》与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的第三种方向

［摘　要］在借鉴反思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辩证法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开创了把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的第三种方向。鲍威尔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只是与对象世界和解的手段，其方法的革命性被体系的封闭性窒息了，为了释放辩证法的革命性，鲍威尔以纯粹自我相关的“自我意识”取代黑格尔的“世界精神”，对对象世界采取“完全纯粹的、完全决定性的、完全批判的批判”。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思想内部的辩证法，是缺少真实对象性的辩证法，他虽提出“我—你”对话辩证法的概念，却在方法上直接走到黑格尔的对立面。马克思在劳动辩证法的基础上把辩证法的主体颠倒为作为“感性主体”的人，把精神的异化颠倒为现实异化的观念反映，其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真正发展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既不同于鲍威尔在黑格尔体系内部发展辩证法的革命性，也不同于费尔巴哈走到黑格尔辩证法的对立面，马克思确立起了把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的第三种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　黑格尔　《巴黎手稿》　辩证法　激进化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和超越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理清这一关系必须把它放在欧洲革命以及由此造成的哲学激进化的社会背景和思想语境当中。德国现实非理性的现状与德国哲学的高度理性化形成强烈反差，马克思以“世界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参与到青年黑格尔派用哲学改造时代的运动中。在对“自由派和实证派”以及“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分析论辩中，马克思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路，并最终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中系统梳理了“现代批判运动同黑格尔的关系”，把布鲁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作为黑格尔哲学解体之后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两种典型方式，以“劳动辩证法”批判地继承了他们对黑格尔的批判，把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作为将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的新方向确立起来。

 

一、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本质的问题”

 

在《巴黎手稿》“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马克思指出，“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的问题，而实际上是本质的问题”。这一定位表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高度重视。关于马克思为什么写作这一节，有论者指出：“这里马克思实际上要说明三个问题：一是青年黑格尔派在对待黑格尔辩证法上的错误，二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成果，三是如何批判性地理解黑格尔辩证法。”也有论者指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黑格尔，首先是因为对‘当代的批判的神学’即青年黑格尔派的不满。”相关论者的探讨为我们深入理解这一文本提供了重要指引。事实上，马克思写作这一节的核心目的在于说明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与黑格尔辩证法在方法论上的关联，共产主义运动才是黑格尔辩证法革命性的真正继承者。因为马克思明确指出，这一节是“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证”上文对共产主义的相关说明而作。仔细研读《巴黎手稿》这一节可以发现，马克思是如何从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所代表的两种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错误做法中超越出来，并完成了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化改造的。这对于深化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史意义。
为了便于下文讨论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与他们的关系，我们有必要首先澄清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黑格尔辩证法本质上是“纯思想的辩证法”。马克思指出，《精神现象学》从意识开始经过自我意识、理性、精神最终达到绝对知识。“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以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以自我意识的、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他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如马克思所言：“在《现象学》中出现的异化的各种不同形式，不过是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不同形式。正像抽象的意识本身——对象就被看成这样的意识——仅仅是自我意识的一个差别环节一样，这一运动的结果也表现为自我意识和意识的同一，即绝对知识，也就是那种已经不是向外部而是仅仅在自身内部进行的抽象思维运动，这就是说，纯思想的辩证法是结果。”《精神现象学》的意识形式发展历程是“纯思想的辩证法”的结果，“绝对知识”是自我意识和意识之间从有差别走向同一的最终结果，其整个现象学历程都没有脱离意识本身的范围，是一种“在自身内部”旋转的抽象辩证法。黑格尔虽然谈到了自然界，但是自然界只是作为“物性”而不是作为“物”而存在的，宗教、道德、法、国家、历史也都是作为思想规定而存在的，其哲学的实证性是一种“虚假的实证主义”。
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只是虚有其表的批判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描绘了精神克服各种外化异化的意识形式达到“绝对知识”的过程，意识在外化异化及其扬弃过程中突破既有意识形式，达到新的意识形式，这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含义的过程。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革命性并非真的革命性。首先，其辩证法的革命性只是思维内部的革命。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人抽象为自我意识，其《精神现象学》虽然描绘了各种异化和异化的扬弃，但是这些异化形式不过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它所处理的都是自我意识与其自身的关系。由于黑格尔辩证法所展示的精神发展历程完全束缚于自我的内在性之中，并没有真正超出自我的范围，其辩证法的革命性也就只是精神内部的革命，并不能真正改变人的现实生活。如马克思所言，“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另一方面，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被其体系的封闭性窒息了。这一点在《精神现象学》的终点《绝对知识》章最为明显。在这一章，意识克服了与其对象的分裂，达到了绝对的自我同一。马克思总结说，这一章的“主要之点就在于：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象化的自我意识、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在不改变任何现实对象的情况下，意识克服了一切异化，达到了与其自身的绝对同一，黑格尔的辩证法以精神自身的理想化的同一性告终，以否定性为基本特征的辩证法最终实现了与世界的和解，一切改造现实的革命行动都成为多余的了。辩证法的革命性在体系的结尾窒息了。

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辩证法没有摆脱黑格尔的束缚
 
面对黑格尔的辩证法，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他们都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不满意，但是批判的点却不同，结果也大相径庭。鲍威尔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源于他对黑格尔的认识，在他看来黑格尔方法的革命性与体系的保守性之间相互矛盾，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不过是为了达到与世界的和解。这一判断是青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共识，也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基本认识。而这种保守性是不符合时代需要的。他的弟弟埃德加尔·鲍威尔指出：“要想理解鲍威尔，必须理解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运动承接了1830年法国革命和1848年欧洲革命，面对当年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鲍威尔决意向黑格尔求助。为了发挥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鲍威尔改造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概念，赋予意识辩证法更加激进的革命内容。安德烈亚斯·阿恩特教授指出：“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激进化，因为自我意识在黑格尔那里总是被表述为反思性的，即被表述为与他者相关的，而鲍威尔一方面把它解释为纯粹的自我相关，另一方面把它解释为有限精神的一种自我相关。这一观点是在1841年出版的《末日审判的号角》中提出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有在有限的意识中才能达到自我意识。”
首先，鲍威尔以“人的自我意识”取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把哲学的关注点拉回人的生活。鲍威尔指出，除了人的自我意识之外，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没有任何别的含义。当黑格尔在《宗教哲学》中说出“从有限性的发酵中，当有限性发酵为泡沫时，精神就从发酵中发出芳香”时，他已经“消灭了把宗教理解为实体性关系的那种看法”，普遍者绝没有被理解为“与有限自我相对立的独立的绝对力量”。黑格尔的《宗教哲学》表面上在谈论绝对精神，其实质是人的自我意识。对于黑格尔而言，“人的自我意识现在变成了一切，它变成了一切，普遍性也属于它。而在过去，普遍性看起来是归属于实体的”。如罗森所言，在鲍威尔这里，“人的自我意识成了一切，成了普遍的力量；原来所谓归因于实体的普遍性，现在应归因于人的自我意识”。
其次，为了释放辩证法的革命性，鲍威尔以“自我意识”的自我相关性取代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的反思性。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反思性关系，它必须通过他物返回自身。“自我意识必须把外在对象作为它自己的实体来扬弃”，精神只有扬弃与他物的对象性关系返回自身才能达到自我意识。鲍威尔认为这是在与对象世界和解，无法发挥哲学的批判功能。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对象世界都是假象，黑格尔的“对象世界”本质上还是“自我”，“只有自我（das Ich）对他来说才是实体，才是一切”。所谓的对象不过是自我设定的对象，是另外的自我。自我意识的获得不是自我通过对象返回自身，而是自我对自身的认识。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知识达到自我意识需要扬弃一切对象后达到与自身的绝对同一，而鲍威尔则说：“自我把自身设定为普遍的、无限的自我意识。”鲍威尔基于自我意识的纯粹自我相关性，把一切外在的东西都思考为自我的限制，自我要在批判中否定一切外在的东西，证明它是由自我意识创造的，进而确证自我的普遍性即自由，“自我意识也必须在批判实体的过程中不停地否定实体，即证明它是由自我意识设定的”，自我意识不再寻求与对象的和解，而是为了达到自身的普遍性一往无前地与对象相对立。
最后，鲍威尔以这种“自我意识哲学”为基础发展了自己的批判哲学。鲍威尔用有限的自我意识取代绝对精神，只有当有限的自我意识摆脱了所有束缚，无限的自由才能成为现实。自我意识哲学成了鲍威尔批判哲学的武器。他首先批判宗教。在宗教信仰中，上帝作为至高无上的客观实体对人的自我意识构成了压制，由于丧失了“普遍的自我意识”，人与人之间充满对抗。但是，人的自我意识才是至高无上的，上帝不过是它的创造物。艾尔玛·特雷普托教授指出：“鲍威尔的主要观点是——尤其是在《号角》中——破坏超越性的东西，亦即祛除宗教的客观性特征，把它视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创造物。”在鲍威尔看来，随着宗教批判的完成，人将摒弃犹太教、基督教等各种宗教达到普遍的自我意识，永恒的自由将实现。但是鲍威尔的希望落空了，青年黑格尔派轰轰烈烈的宗教批判运动并没有建立一个自由的王国。鲍威尔认为，必须拓展批判的范围，仅仅批判宗教并不足以确立自我意识的普遍性，因为现实生活中束缚人的自我意识的东西远不止宗教，既有的形而上学观念、政治观念、法律观念、道德观念，等等，都在束缚着人形成“普遍的自我意识”。而群众就是各种各样狭隘意识的藏身之所。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受到狭隘意识的束缚，群众只为自己的利益工作，不肯为具有普遍价值的自由献身。面对普鲁士专制王权种种限制自由的政策，群众视而不见，助长了普鲁士的气势。因此，鲍威尔宣布：“现在精神知道，它应该到哪里去寻找自己的唯一的对头，——就是要到群众的自我欺骗和懦弱无能中去寻找。”他的“宗教批判”由此发展为批判一切现实的“纯粹批判”或“绝对批判”，批判的对象主要就是群众。如马克思总结的那样，“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逐渐地都被宣布为宗教的关系，继而被转化为迷信”，“青年黑格尔派则硬说一切都包含宗教观念或者宣布一切都是神学上的东西，由此来批判一切”。鲍威尔试图通过批判一切现存的东西建立一个自由的王国，除了“批判”以外具体如何实现这个目标他并不关心。这里包含着马克思和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对待黑格尔的根本差异，“青年黑格尔派把黑格尔哲学中的社会历史因素视为黑格尔与现实和解的尝试，他们普遍采取与现实对抗的态度，诉诸某种未来的理想主义来实现人的解放，‘结果永远落后于黑格尔’。马克思则吸收了黑格尔的社会历史因素，进入现实生活内部去揭露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寻求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
       鲍威尔的批判哲学并没有突破黑格尔哲学，也没有发展其辩证法的革命性。马克思说道：“对于现代的批判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特别是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是如此缺乏认识，以致像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这样的批判家仍然受到黑格尔逻辑学的束缚。”马克思指出，《基督教真相》一书中关于“自我意识设定世界”的说法,“甚至在语言上都同黑格尔的观点毫无区别，实际上，这是在逐字逐句重述黑格尔的观点”。马克思还从七个方面具体列举了鲍威尔压根没有想到要批判地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在这里指出，鲍威尔除了宣称自己的批判哲学是“纯粹的、坚决的、绝对的、洞察一切的”以外，在旧哲学的解体上没有做任何工作。而所谓的“纯粹批判”“绝对批判”不过是“把整个历史运动归结为世界的其他部分和它自身之间的关系”，即归结为群众和批判家的关系。鲍威尔认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是与人相脱离的，他创立“自我意识哲学”本来是要克服绝对精神的超越性。但是，“自我意识”同样变成了超越于人之上的主体。“在鲍威尔那里，自我意识也是提高到自我意识水平的实体，或者说，是作为实体的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如有学者所言，“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一方面扼杀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同时又使它再度复活”。鲍威尔有关消灭宗教以及精神与群众对立的思辨只是思维内部的革命，鲍威尔并没有真正批判地对待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没能发展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他的批判哲学喊出了消灭宗教、消灭一切束缚、追求自由等一些“震撼世界的词句”，但是因为压根没有触动现实，最终成了“最大的保守派”。
 
三、费尔巴哈的“我—你”对话辩证法及其与感性直观的内在冲突
 
与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成员从来没有逃离黑格尔哲学的地基不同，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体系。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指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对于马克思来说，费尔巴哈之所以做出了“真正的发现”，“真正克服了旧哲学”，是因为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中从根本上推翻了旧的辩证法和哲学”，而鲍威尔的哲学“甚至一点也没表明它对费尔巴哈辩证法的批判态度”。这句话的重要性在于，它表明了费尔巴哈哲学是尝试着保留辩证法的，但是费尔巴哈显然没有成功，因此需要批判。
费尔巴哈不满意于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其辩证法不过是思维自身的独白。“绝对理念的证明、中介只是一种形式的中介。理念并不是通过一种实际上另外的东西——这种另外的东西只能是经验的、具体的理智直观——来产生和表明自己，它是从一种形式的、表面的对立中产生自己的。存在本身就是理念。”费尔巴哈精准地把握住了黑格尔所讨论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只是思维与自身的关系，“思维与存在相对立，但是这种对立是在思维本身之内，因此思维直接毫无困难地将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扬弃了”，精神的辩证发展历程都是思维在自说自话，是思维自身内部的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为了走出思维的内在性，费尔巴哈想要发展一种“我—你”的对话辩证法，在“我—你”的关系中超出思辨哲学在自我内部旋转。“真正的辩证法并不是寂寞的思想家的独白，而是‘自我’和‘你’之间的对话。”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具有重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为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批判黑格尔辩证法提供了重要指引。然而，费尔巴哈虽然想要在“‘自我’和‘你’之间的对话”中发展一种“真正的辩证法”，但是为了反对黑格尔哲学，他并没有从辩证法的立场上来考察“‘自我’和‘你’之间的对话”，而是从感性直观的立场上来认识“我”以及“我”与“你”的关系。他说：“旧哲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命题：‘我是一个抽象的实体，一个仅仅思维的实体，肉体是不属于我的本质的’；新哲学则以另一个命题为出发点：‘我是一个实在的感觉的本质，肉体总体就是我的‘自我’，我的实体本身’。……旧哲学承认感觉的真理性……只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的；新哲学则相反，是愉快地，自觉地承认感性的真理性的：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感性直观是费尔巴哈整个哲学的第一原则，他对“我—你”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以感性直观为基础：“只有在别人身上，我才具有对类的意识；只有借别人，我才体验到和感到我是个人；只有在对他的爱里面，我才明白他属于我和我属于他，才明白我们两人缺一不可，才明白只有集体才构成人类。”在“我—你”的关系中，费尔巴哈发现理性、爱、意志构成了人的“类本质”，其人本学唯物主义的拱顶石就此搭就。不难发现，费尔巴哈虽然提出了“我—你”对话辩证法这一具有重大理论潜能的构想，但是他在“我与你的关系”中恰恰走向了辩证法的对立面，走向了作为感性直观之对象的人的“类本质”。而“类本质”（一般性或普遍性）与感性直观（个别性或个体性）之间的“二律背反”，注定了费尔巴哈无法回到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关系。尽管近年来从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辩证法”一语出发为费尔巴哈直观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翻案的论者越来越多，但这既是对马克思的过度诠释，也是对费尔巴哈的误读。
马克思高度肯定费尔巴哈的伟大贡献。他说：“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1)证明了哲学不过是变成思想的并且经过思维加以阐明的宗教，不过是人的本质的异化的另一种形式和存在方式；因此哲学同样应当受到谴责；(2)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因为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3)他把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同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马克思讲到了费尔巴哈的三大理论贡献。对于这三大理论贡献，不能脱离《巴黎手稿》第三笔记本的语境来理解。结合上下文，马克思既是在赞扬费尔巴哈的贡献，同时也隐含着费尔巴哈的不足。
第一条是，费尔巴哈证明了哲学与宗教一样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费尔巴哈指出，你“把思维独立化为一个绝对无条件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简单地由于它除了在思维者的脑袋中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生存，所以，也就决不会丧失它的生存。因此，思辨哲学与基督教，乃是一丘之貉……由纯粹的、思辨的‘我’，也即抽象的、派生的‘我’，演绎出经验的‘我’，也即现实的、原始的‘我’”。费尔巴哈把思辨哲学与宗教视为“一丘之貉”，在反对宗教的时候，把整个黑格尔思辨哲学都作为需要摧毁的对象。早在评判“实践政治派”的时候，马克思就指出：“该派以为，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麦克莱伦指出，马克思对实践派的评论“在某些方面使人想到费尔巴哈的观点”。费尔巴哈把黑格尔哲学等同于宗教，认为像批判宗教那样批判黑格尔就足够消灭这种哲学了，确实是一些“陈腐的气话”。马克思早已意识到，“你们不使哲学成为现实，就不能够消灭哲学”。在马克思看来，“使哲学成为现实”就是以哲学掌握群众，在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的实践中推动德国人解放成为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专注于自身，而会专注于课题，这种课题只有一个解决办法：实践。”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通过与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论辩，马克思已经把无产阶级“否定私有财产”的实践作为继承黑格尔哲学积极成果的唯一出路。
在第二条中，马克思赞扬费尔巴哈创立了“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所谓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说的是“费尔巴哈使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同样成为理论的基本原则”。不难发现，马克思这里所强调的真正的唯物主义是以社会关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的唯物主义。“当马克思这样看费尔巴哈时，他此时更多的是从自己已经萌芽的唯物史观立场上来理解费尔巴哈的。”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使用了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的术语，但是这些术语的内涵已经超出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虽然从社会关系入手来理解人，但是他所理解的社会关系仅仅是我与你之间的情感、意志和爱。“爱必须是双方的，即是以爱易爱……性爱是爱的最玄妙的、最完善的形式；但是在这里，不同时（即使不是自愿的）使另一个人幸福，就决不能使自己幸福。”如马克思后来所言，费尔巴哈“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费尔巴哈以直观反对抽象，就是要回到“现实的人”，但是直观所给予的依旧是既定的超历史的抽象人。不仅如此，费尔巴哈虽然试图超越黑格尔意识哲学的内在性，但是当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时，其“类哲学”又重新陷入了意识的内在性，没能完成其最初的目标设定。
第三条指出，费尔巴哈把“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和“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结合上下文，这里的“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说的是“感觉确定的”东西或“直观、自然界、现实”，具体说来就是作为感性对象的人和自然界；“否定的否定”即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费尔巴哈把这二者对立起来，主张哲学应当以直观、自然界或现实为基础，反对思辨哲学把概念视为存在的本质。他反对黑格尔哲学从抽象概念出发，认为“抽象就是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费尔巴哈把“肯定”与“否定的否定”对立起来，一方面确立起了唯物主义的原则，同时也错失了黑格尔“否定的否定”中所蕴含的人的能动性。马克思说，因为黑格尔把“否定的否定”“看成一切存在的唯一真正的活动和自我实现的活动”，“所以他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马克思在这里既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历史观，同时也肯定了“否定的否定”中蕴含的主体性和历史性，即历史的运动被理解为一切存在的自我实现的活动。费尔巴哈以“肯定”来反对黑格尔的“否定的否定”，这是直接站在黑格尔的对立面反对黑格尔，“费尔巴哈打破了黑格尔的体系，简单地把它抛在一旁”，其“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但是简单地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
费尔巴哈没能真正发展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费尔巴哈的局限性根源于其自身的方法论张力。费尔巴哈敏锐地把握住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是意识的独白，他有意通过“我—你”对话辩证法超越意识的内在性，但是这一辩证法在他那里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感性直观的方法作为第一原则无法容纳辩证法。而只有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费尔巴哈虽然提出人是社会存在物，但是人的社会性在费尔巴哈这里还只是直观的结果，而没有被理解为人在一定的实践活动中的创造。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更进一步提出：“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费尔巴哈无视人的感性实践及其在社会关系再生产中的作用，面对市民社会的各种异化形式，费尔巴哈只能求助于“类的平等化”，其“爱的哲学”对现实的反抗成了无力的叹息。因此，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关于哲学的本质的发现，究竟在什么程度上仍然——至少为了证明这些发现——使得对哲学辩证法的批判分析成为必要，读者从我的阐述本身就可以看清楚。”很显然，马克思认为在费尔巴哈之后有必要重新审视黑格尔哲学，重新发掘其重大贡献。
 
四、马克思立足劳动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激进化改造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诊断是从指出“黑格尔有双重错误”开始的。这种双重错误表现为，“异化”和“异化的扬弃”这两者都只是思维内部的活动。这一指认明显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但是马克思超出费尔巴哈的地方在于，他立即指出黑格尔的双重错误中也有双重功绩。而在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双重功绩的指认中包含着对黑格尔的双重颠倒。正是通过这一双重颠倒，黑格尔的辩证法“重新用脚立地”，马克思恢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方面，“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在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上，马克思表现出与费尔巴哈的根本性分歧，使得马克思能够真正扬弃和克服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却办不到”。
在承认黑格尔辩证法把“人理解为人自己的劳动的结果”这一伟大之处时，马克思建构了自己的劳动辩证法，把辩证法的主体由黑格尔的“精神”颠倒为“现实的人”。在黑格尔这里，“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不过是成为这个隐蔽的非现实的人和这个非现实的自然界的谓语、象征。因此，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这就是神秘的主体—客体，或笼罩在客体上的主体性，作为过程的绝对主体，作为使自身外化并且从这种外化返回到自身的、但同时又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主体，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的主体；这就是在自身内部的纯粹的、不停息的旋转”。黑格尔辩证法的问题在于颠倒了主语和谓语，把精神作为辩证法的主体。不仅主体是精神，客体的本质也是精神，黑格尔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是“在自身内部”纯粹旋转。劳动辩证法则把黑格尔的辩证法倒转过来，精神是现实的人的精神，它并非独立的主体，而是人的谓语。在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创立的过程中，主体的颠倒具有本体论革命的意义。“在对黑格尔的精神辩证法的颠倒性作出诊断的基础上，马克思对辩证法的重建工作将沿着感性对象性活动的方向展开，并在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基础上发动了一场相对于旧哲学的本体论革命。”这场本体论革命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宣告完成，马克思在这里完成了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彻底颠倒，“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里确立起了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存在亦即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被规定为本原性的，它决定着意识和精神的发展，意识和精神是被决定的，“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意识的根据不在意识本身，而在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改变人的意识不能从精神批判入手，而只有在改造社会生活的基础上才能改变人的意识。如此一来，马克思的这场本体论革命就突破了笛卡儿以来所确立的意识内在性原则，必须到意识之外即到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寻找意识的根基。这场本体论革命带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个理论旨趣的改变，不再满足于消灭思维中的迷信思想，而要消灭现实生活过程中的异化，从青年黑格尔派痴迷的“解释世界”走向“改变世界”。
在肯定“《现象学》是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楚的、神秘化的批判……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时，马克思把黑格尔所揭示的精神异化颠倒为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的反映，通过“异化劳动”论深入批判了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对思维领域的异化的揭露“包含着对宗教、国家、市民生活等整个整个领域的批判的要素，不过也还是通过异化的形式”。唯心主义仅仅将现实的异化看作观念异化的外在表现，扬弃观念上的异化同时也意味着对现实异化的扬弃。马克思认为这颠倒了二者的真实关系。这里潜在地包含着一个深刻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命题，即思维领域的异化不过是现实生活中的异化的反映。如此一来，马克思的新哲学就不能满足于停留在思维内部，而是必须探究并消灭现实生活中的异化。正是劳动辩证法让马克思进入现实生活过程之中。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过程的考察，马克思发现了“异化劳动”表现为“工人同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同劳动活动相异化”“工人同类本质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这些现实的异化必须要通过人的感性对象性的活动来消除。在感性对象性活动中消灭现实的异化，这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纯思想辩证法”中隐含的革命性的真正恢复。
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真正恢复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在对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的黑格尔批判作出诊断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必须落实为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行动。鲍威尔批判黑格尔辩证法与现实和解，把黑格尔哲学中“精神”的对象性结构改造为“自我意识”纯粹自我相关结构，在一切领域贯彻“自我意识”与“实体”的对立。但是，鲍威尔只是表面上把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了，他的“自我意识哲学”宣扬通过理论批判推动群众放弃各种迷信，成为具有“普遍自我意识”的人。“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鲍威尔之所以要改造黑格尔哲学就是因为不满意它与现实和解，结果鲍威尔自己也在与现实和解。他的哲学依旧是思维领域的革命，没有真正改变现实。费尔巴哈指出了黑格尔辩证法只是思维自身的独白，没法发挥改造现实的作用，所以他想要用“我—你”对话辩证法超越思维自身的自说自话，但是其感性直观的方法从根本上是排斥辩证法的，他无法深入“我—你”的现实关系中，而只能靠感性直观发现的理想化了的“我—你”的关系来批判社会现实，重新陷入唯心主义，而无法改造现实。马克思清醒地认识到，鲍威尔和费尔巴哈都没能把黑格尔辩证法革命化，必须在对现实的实际改造中才能把辩证法的革命性落到实处，才能有真正的“人的解放”。马克思指出：“对异化的扬弃只有通过付诸实行的共产主义才能完成。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对于马克思而言，改造现实与扬弃黑格尔本就是内在统一的，是同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马克思、鲍威尔和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表明，只有通过真正扬弃黑格尔，认真对待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成果及其不足，才能走向改造现实。黑格尔的辩证法告诉我们，扬弃是把外化收回自身的对象性运动，通过扬弃对象性本质的异化，人占有了对象化的本质。“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对这种中介的扬弃——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即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整部《巴黎手稿》的思想主线就是“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马克思写作“对黑格尔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目的也在于说明“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只有在辩证法的基础上才能理解对私有财产的扬弃是在更高的基础上恢复人的本质。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既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对历史发展进程的认识，又致力于真正改变人的现实生活过程，以推动人的解放为目标，真正落实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马克思代表了把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的第三种方向，他通过改造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将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从而赋予其更加激进的革命内容。
鲍威尔和费尔巴哈都试图利用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以适应时代需要。鲍威尔把黑格尔的具有对象性结构的“精神”改造为纯粹自我相关的“自我意识”，试图通过理论批判推动“普遍自我意识”的形成，达到自由。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独白式的精神辩证法改造为“我—你”的对话辩证法，但直观的方法造成他只能以“我—你”之间理想化了的关系即“爱”的关系来批判现代社会。鲍威尔依旧受黑格尔辩证法的束缚，费尔巴哈则把黑格尔哲学作为神学全盘抛弃。马克思发现了黑格尔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把劳动理解为人的自我产生的行动，把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过来，其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真正把黑格尔辩证法激进化，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中把黑格尔辩证法激进的革命内容发挥出来。

 

作者简介：李彬彬，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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