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海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百年辉煌与思想精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体过程一样，呈现为螺旋式上升的思想过程。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具有两个基本涵义：一是“化中国”，即把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在对中国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分析和理解中，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这就是毛泽东称作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二是“中国化”，即在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中，不断总结实践经验、深化理性思维，并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思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新内涵和形式。这就是毛泽东关注的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就是“化中国”和“中国化”两个方面相结合的思想过程。前者主要是理论指导和运用的过程，后者主要是理论概括和升华的过程。“化中国”与“中国化”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紧密结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展现为六次历史性变化：一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初步运用，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百年历程的起端；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中实现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升华，这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形成的重要标志；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运用，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也是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的重要成果；四是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第二次结合”的探索为线索，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艰辛探索和曲折发展的阶段；五是1976年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起步、1978—2012年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六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期，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拓新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发展的新阶段。
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为起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涓涓细流，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终于汇成中国社会革命强劲的思想潮流。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辉煌的思想历程。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组成部分，同马克思主义一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得到最初的传播和运用，李大钊在其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1914—1916年，李大钊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开始研读由日本学者迻译和解读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和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著述，深受幸德秋水、河上肇等的著述的影响。1917年冬，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他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也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问题的代表作。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和第6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对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系统阐释。在阐释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时，李大钊明确提出：“马克思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学［鼻］祖，现在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造世界的新纪元，‘马克思主义’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如何重要，也就可以知道了。”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中，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初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李达等人。李汉俊1918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在求学期间，与河上肇、堺利彦交往频繁。1919年春，李汉俊翻译德国米里·伊·马尔西的《马格斯资本论入门》，在“序”中提到，《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社会主义三经典”。李汉俊对该译著的肯定在于，“马格斯经济学说底骨子即商品，价值，价格，剩余价值，以及资本和劳动底关系，用很通俗的方法说明了出来的”。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由李汉俊和李达共同审校。施存统1920年6月赴日，进东京同文书院学习。留日期间，翻译了山川均、河上肇等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唯物史观的著述。1921年3月，施存统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的《马克思底共产主义》一文，根据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的基本理论，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底顺序分为三期”，一是“革命的过渡期”，二是“共产主义底半熟期”，三是“共产主义的完成期”。其中，在“革命的过渡期”，无产阶级“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一切生产机关收归国有”，“把一切阶级消灭”，这一时期的长短，要“以各国底经济发达状况和人民智识程度如何而定”；对于中国而言，“过渡时期要比别国多一些时日也未可知。究竟要多少时日，我们固故不能预定，不过共产主义不会一举而成的这件事实，我们是无疑的”。在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初的理解和运用中，已经蕴含了与中国实际结合、关注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思想观念。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以改造中国为基本立场，视政治经济学为探寻“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提出：“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去？”“主义制度好比行船底方向，行船不定方向，若一味盲目的努力，向前碰在礁石上，向后退回原路去都是不可知的。”1922年，在《马克思的两大精神》一文中，陈独秀提出，马克思的学说有两大精神：“实际研究的精神”和“实际活动的精神”，因此“我们研究他的学说，不能仅仅研究其学说，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须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不要把马克思学说当做老先生、大少爷、太太、小姐的消遣品”。第二，在对各种经济思想的批判和论争中，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力和说服力。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悬空介绍一种专家学说，如‘赢余价值论’之类，除了少数专门学者之外，决不会发生什么影响”，“十篇‘赢余价值论’不如一点研究的兴趣”。1920年1月，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有针对性地强调，新思想是社会经济变革的产物，“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李大钊指出：“你们若是无奈何这新经济势力，那么只有听新思想自由流行，因为新思想是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在与无政府思潮的论战中，针对无政府主义者在分配问题上鼓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各取所需政策的谬误，李达指出：“若果社会的生产力发达到无限制的程度，生产物十分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是很可实行的。只是在生产力未发达的地方与生产力未发达的时期内，若用这种分配制度，社会的经济的秩序就要弄糟了。”第三，以十月革命后俄国经济状况为镜鉴，以俄为师，把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际。1920年，《新青年》从第8卷1号起，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了大量有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译作。1920年10月，瞿秋白作为《晨报》的记者赴苏俄考察，在此后的两年间，撰写了大量报道苏维埃政治经济情况的通讯。特别是其中的《共产主义之人间化》《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具体介绍了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到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及其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等。恽代英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较关注苏俄经济问题的理论家。他在1924年3月19日发行的《上海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撰写了《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热情讴歌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强调“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但是至少可以说，伟大的列宁，已经亲身给了我们许多好的暗示了”。第四，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很快取代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主渠道，俄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取向深刻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在中国共产党思想历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开始就烙上了认识中国和改造中国的思想印记，形成了兼具革命性和科学性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特征和主要学理依循。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最先遇到的就是中国社会革命道路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的一大通过的基本纲领在经济关系变革问题上提出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的问题；实现这一变革的途径，一是“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二是“铲除现在的资本制度……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三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资本家政府的被推翻和政权之转移于革命的无产阶级之手……共产党的任务是还没有完成，因为阶级争斗还是继续的，不过改换了一个方式罢了——这方式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和共产国际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解放事业整体的高度强调：“对于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共产党首先“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认为，“必须坚决反对把落后国家内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思潮涂上共产主义的色彩”。
列宁和共产国际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引发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性质的进一步探索。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核心观点就在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尚处在初步发展阶段；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残酷压迫中国人民的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特别是他们的代表军阀和官僚。1922年6月，党中央在《中共中央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在无产阶级未能获得政权以前，依中国政治经济的现状，依历史进化的过程，无产阶级在目前最切要的工作，还应该联络民主派共同对封建式的军阀革命，以达到军阀覆灭能够建设民主政治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运用中“化”出的这一道理，成为适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发展道路的科学结论。
在与中国实际的结合中，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得到更突出的运用。结合中国近代史的事实，瞿秋白在1923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和步骤有“强辟商场”“垄断原料”“移植资本”“文化侵略”，帝国主义列强“依其自国资本主义发展之程度而异其侵略之方式，又依世界经济变更之动象而异其相对之关系”。“列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方式各种俱施”，使中国沦为“国际的殖民地”；而“仅仅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力敌势均，无一敢首先发难，而又互相牵掣”，使中国的“政治权”得以“苟延残喘”，成为“半殖民地”。
1925年，毛泽东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为依据，深入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毛泽东指出，为了明确革命的对象及其依靠的力量，“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中国社会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构成和阶级分析，成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化中国”的经典理论。
农民和农民运动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革命的基本问题。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最早、最有影响力的农民运动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开始研究农民问题。1922年回国以后，更是在领导农民运动的实践中，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的农民问题和农民运动。他注重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经济地位的分析，搞清农村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1923年2月，在对农民运动政策的分析中，彭湃指出：“所取的政策：（一）对付田主，（二）对付官厅。即经济的斗争和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他结合广东海丰地区农民运动实际所作的理论探索，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的重要方面，对中国共产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政治经济学逐渐呈现“化中国”的特征，这在1927年后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批判当时存在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深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的探索中得到更显著的体现。
一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性质及革命性质问题。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在这一形态中，“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是被破坏了；但是，封建剥削制度的根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不但依旧保持着，而且同买办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的剥削结合在一起，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成为这一社会形态的基本特征。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必然造成人民生活的贫穷困苦。“中国的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日益贫困化以至大批地破产，他们过着饥寒交迫的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的程度，是世界所少见的。”在这一社会形态中，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主要的经济命脉；同时，它们还从中国的都市直至穷乡僻壤，形成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通过买办阶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在这一社会形态中，民族资本虽然有着某些发展，但不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形式，也不可能有任何自主性的发展。
二是关于中国社会经济特征与社会革命问题。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解，不仅使中国社会经济的特征清晰了，而且也明确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对中国土地关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特征作出分析。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式的土地所有方式同落后的半封建式的剥削农民的方式互相勾结，高利贷资本与商业资本如同“石磨上的两片磨片”，榨取农民的私有土地，“使丧失土地的农民，更加受着独占土地的人的束缚而丧失其自由”；另一方面，豪绅恶霸公开掠夺农民的土地，“乡村中直接的统治阶级，富商、高利贷者、地主以及正式的统治者军阀官僚，现在尤其是军官，他们往往简单的‘强占民地’、‘强买土地’、‘吞没田产’、‘勾结讼棍侵占土地’等等”。在封建专制制度和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共同压榨下，中国的乡村和土地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也使中国的社会革命具有特殊的性质。
三是关于中国社会革命道路中的经济问题。1927—1934年，毛泽东在实现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创建和领导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注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际运用，对革命根据地中的经济问题作出多方面的探索。特别是对创建、巩固和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如何处理好革命战争与经济建设关系问题作了探索。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进行经济建设是“为着争取物质上的条件去保障红军的给养和供给；为着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由此更加激发人民群众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为着在经济战线上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并且教育他们，使战争得着新的群众力量；为着从经济建设去巩固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去巩固工农民主专政，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这就是“进行经济方面的建设工作”根本所在，因而那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
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必须服务于、服从于革命战争。毛泽东指出：“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在国内战争中企图进行和平的，为将来所应有而现在所不应有的，为将来的环境所许可而现在的环境不许可的那些经济建设工作，只是一种瞎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政治经济学思想历程中，经历了从分散的到系统的“化中国”过程、再到“中国化”的思想飞跃。这一思想历程，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相伴同行，同这一历史性飞跃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相随齐进。
1930年5月，毛泽东在《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从思想方法和认识路线的结合上提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那种“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而“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的形式主义的态度，“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完全是一种保守路线”。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过程中，要反对和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问题，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运用于中国实际，确立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达成的系统性认识，使“化中国”和“中国化”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总体性过程。
1945年召开的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显著标志，毛泽东思想作为这一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并趋于成熟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历程上的升华。
1939年12月，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作出明确阐释。他提出：“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已经过时了，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就在于，“它在经济上是把帝国主义者和汉奸反动派的大资本大企业收归国家经营，把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所有，同时保存一般的私人资本主义的企业，并不废除富农经济”。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具体构成问题作了进一步阐释。他提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在农村，“在这个阶段上，一般地还不是建立社会主义的农业，但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同时，“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而“农村的富农经济，也是容许其存在的”。
1947年12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经济结构作了说明，“总起来说，新中国的经济构成是：（1）国营经济，这是领导的成分；（2）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3）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小的、中等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全部国民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特点是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既有限制地保存原来社会形态中的某些经济因素，又要发展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因素。
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这个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这些经济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农村个体经济加上城市私人经济在数量上是大的，但是不起决定作用。我们国营经济、公营经济，在数量上较小，但它是起决定作用的。我们的社会经济的名字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但是，应该清楚的是，“努力发展国家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趋势。要以历史的、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种趋势。1949年1月，毛泽东提到：“一方面，决不可认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的、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而完全是资本主义世界。另一方面，必须谨慎，不能急于求社会主义化。”在谋划建国大业的时刻，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结构、性质和发展趋势作出了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阐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特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
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关系实际的结合中，在领导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创立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化”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不仅具有鲜明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在取得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如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如何推进社会经济建设和发展也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进入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走出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续写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新篇章。
1952年，中国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新的变化。原先估计要用3—5年实现的国民经济恢复的任务提前完成；在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营工商业和私营工商业的比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国营工商业已经占据2/3；私营工商业也开始被纳入由国营经济领导的发展轨道上。经过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农村的互助合作也普遍地发展起来，以土地入股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崭露头角。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和社会基础。
根据中国经济社会这些变化了的新情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审时度势，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作出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新探索，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新构想。1952年9月，毛泽东形成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思想。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完善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提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渡时期总路线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关系发展的实际，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正式批准了这条总路线。
按照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的“一化三改造”任务，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蓬勃展开。一是在个体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既借鉴了列宁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同时又依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采取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再到高级合作社的渐进过渡形式。二是在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上，高度关注手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坚持说服教育、典型示范、国家援助等原则，采取由手工业生产小组到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再到完全社会主义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的逐步过渡形式。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在过渡时期，对于农民的生产和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不能采取剥夺的、只能采取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等方法，使小农经济逐步改造成为集体经济。列宁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提出合作制是改造小农经济的唯一正确道路的思想。中国共产党牢牢把握中国过渡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以及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实际，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对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时，通过“赎买”方式走出了一条和平过渡的道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把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设想变为现实。毛泽东曾指出，在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改造过程中，其中有对民族资本的改造问题，也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问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实践探索，使我们成功地揭示了过渡时期的本质及其规律，表明“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
“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1949—1956年，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结束了长达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在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化中国”即在中国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在中国过渡时期积累的创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过程，即丰富和“化”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过程。1959年，毛泽东在回顾这一时期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时还深有感触地提到：“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只有这一条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1956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到来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为国是论衡的重大问题提上了议程。在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中，毛泽东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深相结合上，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结合”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了杰出贡献。
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连续用了40多天时间，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及其他各方面的关系问题作了深入调研。调研一开始，他就提出如何对待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选择中国建设道路的问题。1956年2月25日，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打破迷信”，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等重要观点。毛泽东抓住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的时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作了新的战略布局。1956年3月中下旬，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揭了盖子”又“捅了娄子”，“说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我们由此应该思考的就是，如何“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等问题。回溯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到：“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提出的“第二次结合”，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转折节点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凸显了“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的核心要义。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这一讲话“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说，“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运用“第二次结合”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的开创性研究。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的开幕词中，毛泽东再次谈到：“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的胜利，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方法和学理依循。
在《论十大关系》及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局的高度，抓住“关系”“矛盾”和“问题”等关键环节，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问题作出了多方面创新性的探索和富有特色的思考。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体关系和整体布局问题的探索中，毛泽东指出：“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经济建设是解决和处理好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总体上，以加强经济建设和完善经济关系为出发点和中心论题，对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建设、党的建设、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作出全面探索，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根本方法和基本思路。
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毛泽东提出的中心论题就是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进而达到“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要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特别是要注重发展的系统性，注重解决发展中的制度和体制问题，毛泽东强调：“解决生产关系问题，要解决生产的诸种关系，也就是各种制度问题，不单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从发展的观点看”，还要求正确对待世界各国和各民族发展的长处，毛泽东指出：“凡是外国的好东西，我们就要学，并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问题上，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如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理论观点。这些“独创性的观点”，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化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的中国成分、中国思想和中国智慧。
“第二次结合”的过程是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问题的探索中，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后的“文化大革命”10年间，在曲折行进中有过实践和理论探索中的挫折与教训，这对改革开放新时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警示和镜鉴作用。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的自我革命中，自我修复和发展完善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指导思想和发展方向。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本命题，开拓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的路向。
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体现新时期最初6年经济体制改革成就的政治经济学的“新话”。对此，邓小平作出高度评价，“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对这一政治经济学“初稿”的肯定，主要在于“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这一“初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标志性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相行并进。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为标志的，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接续发展为基本过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容和重要组成部分。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事实和经济关系，才能牢牢地把握这一阶段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的整体关系，使这一整体关系“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才能系统地理解以经济制度论、经济改革论、市场经济论、科学发展论和对外开放论为主导理论、以主导理论交互作用生成的一系列衍生性理论相联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为主要框架的理论体系。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纲领理论，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最具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规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命题。基本经济纲领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基本内涵，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核心观点。
这一核心观点，一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实际出发调整和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课题。从党的十五大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之后，十六大提出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基本原则，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富有独创性的理论。
二是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四大之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计划和市场关系为核心问题展开，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等体制的演进过程。党的十四大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怎样建设这一经济体制的问题作出了初步探索，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基本框架。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六届五中全会，坚持把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经济市场化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合起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党的十七大以后，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问题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对原有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也是对西方经济学认可的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对立论的突破。
三是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现实相适应，逐渐形成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和体制；形成兼顾公平和效率，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的一系列理论观点。
四是要坚持和完善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对外开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包括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开放，包括沿海、沿边、沿江地带、内陆城市和地区的开放。要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习近平在评价新时期近4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时期形成的许多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没有讲过，改革开放前我们也没有这方面的实践和认识，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新的时代精神和思想精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续写“第二次结合”新篇章中，习近平密切结合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新特点新要求，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了开创性研究，为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升华提供了更坚实的思想基础和体系构架。
“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并不排斥国外经济理论的合理成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对待国外各种经济学流派特别是西方主流经济学，既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其中的精华，又要善于批判和摒弃其中的糟粕。对于外国的各种经济思想，形成了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交流、交融和交锋等多种对待方式。在根本的理论基础和学理依循上，“还是要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大讲特讲，不能被边缘化”。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拓新，首先在于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坚持和发展。2018年5月，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人接力探索、着力解决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不到70年的时间内，我们党带领人民坚定不移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推动我国快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勇于全面深化改革，自觉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激发社会生产力发展活力，自觉通过完善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要求，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符合规律地向前发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规定，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
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理念和主要内容，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拓新的集中体现。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的问题，不仅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从毛泽东提出“从发展的观点看”经济建设，到邓小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再到江泽民提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和胡锦涛提出坚持发展的战略思想绝不能有丝毫动摇，关于发展问题赓续相接、一脉相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的高度，对发展理念作出实践上的新探索和理论上的新阐释。2015年，在制定“十三五”规划时，习近平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谋篇布局的“物之固然”和“事之所以然”。党的十九大习近平在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时，从基本方略上突出了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大意义，提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的新要求。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两个“辩证法、两点论”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关系、市场和政府关系两个基本问题作了多方面的阐释，深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所有制结构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辩证法、两点论”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指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关系上的“辩证法、两点论”在于，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两个方面不是相互排斥或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契合和有机统一的。习近平指出：“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切实发挥市场和政府的优势，更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论断，凸显了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以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的意蕴。这一新的概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凝练。
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百年探索的结晶和思想精粹的集中体现。
2015年1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28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第一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学上的理论创新，作出六个方面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概述：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坚持新发展理念；三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四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五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六是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这六个方面的概括，凸显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特质和精粹，如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两个重要理论。一是强调“我国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二是强调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安排，要“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利于实现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我们的社会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三是强调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重要意义。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特点和趋势更加明显，对外开放要着力于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同时，要坚决维护我国发展利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党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地位；十九大后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第一次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意义上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出概述。这一概括，以坚定不移地贯彻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提出了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七个方面“坚持”的理论要义，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三个层面作出阐释，升华了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理论境界。
新发展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理念的升华。在对“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重大战略问题的回答中，新发展理念成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主导思想。
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的理论，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本质特征和核心立场。坚持党对经济工作领导，在根本上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关系发展沿着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在根本上就是明确“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是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使“人民幸福论”和“人民至上论”，成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这两个“坚持”，就要求在解决和处理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整体过程中，始终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方向前进。
经济发展新常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三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关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理论支柱。
一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理论，强调准确把握经济新常态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要求，立足大局，看清长期趋势，把握经济规律，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其要旨在于，切实完成转方式、调结构的历史任务；实现经济增长中高速、产业迈向中高端，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如习近平强调的：“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路，推动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进。”
二是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提出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把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强调适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完善宏观调控，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马克思认为，供给和需求“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在根本上“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既要注重作为供给侧的生产环节和过程的决定性作用，又要突出作为需求侧的消费环节和过程的反作用，发力于供给的结构性改革、着力于需求的结构性调整。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及时调整宏观调控思路，为保持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开出“治本良药”。
〖JP2〗坚持问题导向和坚持正确工作策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根本方法和战略思维。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在根本上就是要抓大事、谋长远，针对关系全局、事关长远的问题实施重大战略。要回应人民群众的诉求和期盼，聚焦突出问题和明显短板。习近平指出：“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坚持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政策思路，加强预期引导，深化创新驱动，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要准确处理经济发展中稳和进的关系，“保持战略定力、坚持久久为功、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考虑困难和问题，做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坚决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系统性风险”。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这两次概括，具有内在统一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整体结构，概括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结晶和思想精粹。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这一过程呈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时代性、实践性和思想性的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深深扎根于百年来中国经济关系演进的实际，立足于百年来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经济关系变化的现实，在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经济实践的具体结合中，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独特性的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它在解决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过程中，顺应时代潮流，体现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昭彰了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和思想智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源于实践，在实践中发展、由实践来检验，在实践中获得理论上的突破，实现理论上的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发展和创新的组成部分。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呈现为多种形式，体现在多个方面，以中国共产党为主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这一过程的思想旗帜，也是这一过程的思想智慧和理论成就的汇聚。
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也是“两个一百年”的交汇时点。在回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历史进程的百年辉煌时，我们更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实发展，在历史和现实的交互中，思考和探索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课题和新意蕴。
2020年下半年以来，在对“十四五”及之后我国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探索中，习近平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以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战略思维，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特点和新要求作出深入分析，展现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向。习近平对走向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作出深刻阐释，拓展了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再次概括，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思想精粹的再度展现。这一“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思想历史发展中，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凸显了对党的十九大之前形成的重要理论的概括，如社会主义本质理论，新发展理念理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理论，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理论，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理论等。
二是对党的十九大以来提出的重要理论的概括，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指的就是十九届四中全会作出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概括。
三是对新发展阶段需要作出新的探索的重要理论的概括，如农民承包的土地具有“三权”属性理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理论，统筹发展和安全理论等。
从历史、理论和现实结合上的这一概括，是对新发展阶段“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认识，也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时期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精粹的概括。习近平认为：“这些理论成果，不仅有力指导了我国经济发展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面对新发展阶段的新的实际，习近平还对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怎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作出了新的探索。这一新的探索，是对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指要，升华了新发展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智慧和学理依循。
一是要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新的实际深相结合，同21世纪马克思主义深相结合。“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即从实际的和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问题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规定。面对新发展阶段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和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要更加关注经济现实、投身经济实践，立足于我国国情和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华彩乐章奏响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
二是要深入调研，察实情、出实招，充分反映实际情况，使理论和政策创新有根有据、合情合理。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如何把握和理解新发展格局的根本道理，需要我们作出深入调研，有根有据地阐明如何推动形成宏大顺畅的国内经济循环，才能更好吸引全球资源要素，也才能既满足国内需求，又提升我国产业技术发展水平，形成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实现新发展格局的根本要求。
三是要把握规律，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透过现象看本质，从短期波动中探究长期趋势，使理论和政策创新充分体现先进性和科学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根本上就是要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和把握发展规律。“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是习近平在制定“十四五”规划中提到的重要思想，也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战略思维和科学方法的集中体现。
四是要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经济全球化仍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潮流，国际经济联通和交往仍然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仍然是人类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智慧，是新发展阶段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课题。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