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环境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分支或方向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其实有着十分多样化的概念化形式或表达。除了偶尔被提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之分（即它的前缀修饰是eco-还是ecological），我们至少还可以发现诸如“马克思的生态学”、“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观）”“绿色（化）马克思主义”“绿色议题马克思主义（比如生态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众多表述。在本文中，笔者将采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作为统摄性的伞形概念，因为它可以较好涵盖上述意涵更为宽泛的理论分支流派，同时也具有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更大灵活性，彰显出马克思恩格斯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动态发展过程与不断创新本质。基于此，笔者把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构建过程及其方法论概括为如下三大进路：文本诠释与阐发、文本再阐释与理论重构相结合、理论重释建构，并认为这种理解构成了我们系统探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重要方法论基础。

一、文本诠释与阐发：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

毋庸讳言，至少在其初创阶段，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是以一种回应者或自我捍卫者的身份出现的。也就是说，面对20世纪50、60年代在欧美工业化国家中社会政治重要性变得日渐凸显的生态环境议题，以及包括生存主义、保守主义、自由民主主义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绿色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回答如下两个问题：第一，它不是问题的成因或“反生态的”，即造成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第二，它是问题解决的方案或方案的一部分或“绿色的”，即它所主张的社会主义历史性替代可以更好地或从根本上克服生态环境问题。沿着这一思路，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学者致力于对马克思恩格斯著述中生态思想的系统化梳理与阐释，从而构成了以经典文本诠释与阐发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建进路。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核心成员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在1962年出版的《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中就对马克思的自然观做了与众不同的重释，但他论述的重点是对唯物主义自然本体论的批评和对社会历史辩证法的强调，而非直接针对生态环境议题及其理论意蕴。[1]最先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并加以诠释的，是美国桥港大学的霍华德•帕森斯（Howard Parsons）。他在1977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论生态》中明确宣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自然及其相互关系的论述，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指称的‘生态学’。”[2]在他看来，这一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人类生活条件的自然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先在性，而人类的技术化劳动则在实现着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人与自然关系是通过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不断走向一种更高阶段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而在超越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将会带来人与人和解、人与自然和解的真正实现。为了论证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念的一致性，帕森斯不仅以“人与自然间的相互依存”“人基于劳动的与自然互构”“前资本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资本主义对自然的污染与毁灭”“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等十章，编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态环境议题的代表性论述，其中包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自然辩证法》等大部分经典著作，从而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批判与社会主义变革理论的生态意涵，还正面回应了当时绿色主流思想尤其是“深绿色”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Marxist ecology）的批评[3]。

此后，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多纳德·李（Donald Lee）在1980年发表的“论马克思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一文中，从环境哲学的视角概述了马克思的人与自然关系观点，体现了环境主义思想内部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与吸纳。他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视域下，作为人的身体一部分的自然，并非是一个他者性的存在，而人正是在与自然的历史性相互作用中发展起来的；克服人与自然之间的现实对立的关键在于，废除以浪费和剥削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建立一种理性的、合乎人性的、环境非异化的社会秩序。但他同时也强调指出，在后稀缺时代，生态伦理必须成为马克思的解放纲领的一部分，从而走向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社会主义。[4]

到90年代，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学者不再局限于从整体上梳理归纳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而是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论点与基本范畴进行生态化解读和阐发。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莱纳•格伦德曼（Reiner Grundmann）和日本学者岩佐茂。格伦德曼在1991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生态》中，旗帜鲜明地捍卫了马克思的“控制自然”概念。一方面，他认为，马克思的“控制”概念所要表达的是现实利益追求及其实现，其基础在于对自然客观规律的尊重与遵从，因而并不必然蕴含着一种奴役关系，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控制与技术形式。另一方面，他基于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概念提出，人对自然的改造意味着对自然法则与规律的把握，因而只有在不断控制自然的过程中才能有效避免自然或社会带来的“奴役效应”，而“共产主义社会是不断增强的控制自然过程的顶点”[5]，其中人类发展的所有自然与社会条件都将是全社会有意识的共同控制的产物。格伦德曼进而得出结论说，“人类中心主义和对自然的控制远不是造成生态问题的原因，而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出发点”[6]。

对岩佐茂而言，同时具有重要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的，是如何使马克思发展生产力的基本观点与生态环境保护目标相协调。他在1994年出版的《环境的思想》中提出，社会的生产力所展现的是人的本质性力量，其根本性规定是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之间的结合方式，因而有着明确的社会与历史意涵。而这就意味着，发展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如何避免使其成为屈从于资本破坏性的生产力，而是在保护好环境的同时不断地改进人类的生活条件，让人们拥有更加丰富的生活的同时发挥出各种潜能。不仅如此，岩佐茂还指出，马克思“控制自然”观点的真实意涵，是实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意味着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调整与改变。在他看来，“资本主义是环境破坏的罪魁祸首”“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生态社会主义”[7]，而实现前者向后者过渡的根本在于通过社会经济体制与生活方式的双重变革，实现社会生产从基于资本逻辑向生活逻辑的转变。

世纪之交，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学者转向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系统化诠释与构建。换言之，他们的理论目标已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证明马克思主义与生态理念的兼容性，而是要阐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的体系意涵和内在连贯的逻辑理路，并从中概括出应对全球性生态环境挑战的理论观点和政治战略。这方面集中体现为乔纳森•休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全方位生态化阐释、保罗•柏克特（Paul Burkett）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态意涵的详尽解读、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对马克思生态唯物主义的理论概括。

休斯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论题，特别是人类中心主义、人与自然间的互动关系、生产力理论与共产主义“按需分配”原则等做了全面的生态化阐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广义的人类中心主义”[8]：自然生态价值对人类而言同时具有工具性和目的性的方面，而人类对于自然生态系统来说同时呈现为生态依赖与生态影响关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受制于不同的技术形式与生产目的，其革命性效应则取决于该发展的良性社会生态形式；马克思所指称的需要概念是人类社会持续繁荣所依赖的动力条件，因而不同于作为个体意向性心理状态的欲求，而“按需分配”所基于的需要及其满足是包括人类生存健康环境在内的真实需求，其目标在于实现一种完美的和无异化的生活。因而在他看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主要观念，可以通过与承认环境问题及其制约作用相兼容的方式加以合理地解释”[9]。尽管休斯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借用遭到了柏克特的关于方法论选择上的批评，认为只有通过辩证方法才能正确理解与阐明马克思理论的生态整体主义意涵[10]，但他强调对核心概念的准确阐释和知识微观基础的清晰说明显然是必要的与有益的，有利于实现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完整性揭示。[11]

柏克特和福斯特共同致力于系统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态基础，以及它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环境危机及其全球性扩展的批判价值，并分工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与唯物主义自然观部分。柏克特在1999年出版的《马克思与自然》中依据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和手稿，首次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维度。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从一般意义上论述了以劳动为中介的人（社会）与自然关系、自然物质与社会形式相结合的人类生产构型及其历史形式，而且深刻分析了自然在劳动生产的资本主义历史形式中的作用、资本主义价值形式与资本驱动生产的反生态特征，并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危机”理论，即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危机和人类发展条件不断恶化的物质循环危机。不仅如此，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共产主义社会构想及其战略，同时揭示了共产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历史性替代的必然性、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环境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统一性和共产主义联合生产与生态可持续原则的一致性。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保障条件，是生产者及其共同体与生产条件的新的社会化联合，即根据使用价值目标对这些生产条件进行集体占有、利用和开发。对此，柏克特指出，“马克思的方法对揭示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根源、生态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人与自然健康可持续的共同发展要求，提供了独到而有益的见解”[12]。在此基础上，柏克特进一步从自然与经济价值、自然资本、熵定律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等四个方面，构建起了一个不同于现存主流生态经济学框架的，更具方法论多元性、跨学科性和未来开放性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体系。[13]他认为，现时代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阶级关系发展的深刻思考，这意味着“把资本与雇佣劳动不仅视为社会（人与人）关系，而且看作是一种形塑与规约经济—环境相互作用的物质（人与自然）关系”[14]，而主流生态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就在于对社会生产关系的忽视或回避。

相形之下，对福斯特而言，马克思的世界观本身就是一种深刻且系统的生态世界观。他在2000年出版的《马克思的生态学》中，详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发展，认为如果说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李比希的农业化学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等共同促进了马克思革命性生态思维方式的形成，那么布哈林、考茨基和考德威尔等人则通过对自然和历史的唯物主义观念以及自然辩证法的阐释与运用将“马克思的生态学”推进到“马克思主义生态学”[15]，而基于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人与自然物质关系现实的新理解、关注社会与自然之间复杂的共同进化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供了超越当代社会与自然之间历史性矛盾的新方法。[16]在福斯特看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最基础性概念是“新陈代谢断裂”（metabolic rift）或“生态裂缝”[17]，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概念不仅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之间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及其基本方式，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所导致的尤其呈现为土壤肥力危机与城乡对立的物质循环断裂，以及由生态帝国主义所带来的全球不对称和非正义的物质—生态流动，具有强烈的批判意义和革命性变革意蕴。[18]相应地，他认为，主流环境理论流派及其政策主张，都不是着眼于拯救地球生命而是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类社会和地球所造成的累积性威胁，因而不可能提出或支持“改变制度而不是改变气候”的激进革命战略[19]。

应该说，福斯特和柏克特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经典文本的生态诠释，已经大致完成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体系化还原或建构。换言之，这一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建进路在他们那里已经得到较为充分的展现，除非再有新的文献发现作为讨论基础。近年来明显属于这后一种情况的，是日本青年学者斋藤幸平（Kohei Saito）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MEGA2），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或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所做的系统性再阐释或重构。他的基本看法是，马克思借助新陈代谢概念理解了人类生产的超历史的普遍自然条件，并看到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发生的根本性历史改变，而他的物化理论则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如何被资本逻辑所桎梏操纵。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对自然科学的广泛涉猎研究使其完成并拓展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结果是生态在他的资本主义批判中逐渐占据了一种核心性地位，不仅把人与自然间的新陈代谢断裂视为资本主义内在的基本矛盾，还把构建更可持续的社会新陈代谢形式作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突出性实践任务。因而，在他看来，马克思的生态学是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解放构想中的内在要素，而“马克思理论的‘珍贵遗产’只有与他的生态学相结合才能得到完整地呈现”[20]。

由此可见，经过数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或学者的不懈努力，尤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自然观、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经典文本的发掘整理与生态化诠释，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已经得到一种有着深厚文献基础支撑的体系化呈现，而“马克思的生态学”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环境/自然）思想（观）”是它主要的理论概括形式。这一理论构建进路在方法论上的突出特点是，不仅坚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本身的完整性、深刻性和现实引领价值，而且力图用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著述来诠释和阐发这一体系的框架及其主要内容。而至少从目前来看，这一理论构建进路更为成功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再诠释或生态化重释，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生态意涵或维度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彰显，尤其是与20世纪70年代初相比，但也必须承认，它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及其激进生态变革构想战略等的分析就显得稍逊一筹。比如，“新陈代谢断裂”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框架，虽然可以形象地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与生态的不可持续性，但却并不能准确地表明资本主义社会生态转型所需要的经济政治关系变革要求及其力度，也就不容易转化成为一种明确的体制重建或世界性政治变革方案。

二、文本再阐释与理论重构相结合：主流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

与霍华德·帕森斯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等所开创的研究路径不同，另外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理论家采取了一种批判性文本阅读和主动性理论创新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建进路，而它的标志性起点则是以卢卡奇、葛兰西等为代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依据马克思的实践与历史辩证法观点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提出的质疑和批评。

在此基础上，由马克斯·霍克海默和西奥多·阿多诺所开创的法兰克福学派，在把对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转换成为一种宽泛的社会文化批判的同时，也就凸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与文化的反生态性质的关注和批评。霍克海默与阿多诺认为，与启蒙时代以来人类理性对传统神话的取代相伴生的，是严重异化的工具理性相对于批判理性的支配地位，结果是人类自我重要性和对自然征服欲求的膨胀，最终“人们不仅彼此完全疏离开来，同时也远离了自然”[21]。而赫伯特·马尔库塞基于对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文本解读，强调了“属人自然”或“人化自然”与外部自然界的内在关联，以及一种新型的人与物、人与自然关系或“自然解放”对于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性[22]，并明确指出，“生态运动归根结底是一场政治解放和心理解放运动”“真正的生态学要转入一场争取社会主义政治的斗争”[23]。随后，师承马尔库塞的威廉·莱斯在1972年出版的《自然的控制》和1976年出版的《满足的限度》中进一步提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观以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思想，包含着克服当代生态危机根源——人类近代社会以来形成的控制自然的观念——的丰富的生态思想，即逐渐把对自然世界的控制转换成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控制，因而“控制自然的任务应该理解为把人的欲望中的非理性和破坏性的方面置于控制之下”[24]，并逐渐建立一个基于人类真实需要的、克服了工业社会过度消费特征的“易于生存的社会”[25]。但需要指出的是，莱斯不仅承认了马克思对“控制自然”观念的赞赏态度，也不认为欧美社会向“易于生存的社会”的转变将是一种社会主义革命。

基于此，加拿大哲学家本·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次提出，莱斯等关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的系统性讨论，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阿格尔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把社会主义解放的理论构想与被压迫人民日常斗争联系起来的辩证法，历史的发展已经使得马克思关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因而其现实挑战是“确立一种允许我们根据历史和文化的相应条件重建这种理论的辩证法”[26]。在他看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需求与消费及其统治地位，不仅加深了对社会成员的剥削与控制，也导致了自然生态领域中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从而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与整个生态系统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他明确指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27]，因而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生态马克思主义——致力于规划一种能够打破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秩序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实现这一未来的关键则在于“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即现存社会生产消费体制的崩溃以及所促动的人们消费价值观与幸福观的转变。可以看出，阿格尔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观点同时包含了两个基础性方面，即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核心性理论论点的明确坚持（比如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重要拓展（比如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

差不多同时，另一组姊妹概念“生态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生态学”也应运而生。德国政治学家奥西普·弗莱希泰姆（Ossip Flechtheim）在1978年发表的“生态社会主义？今天的社会主义是全球社会主义、人类社会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一文中首次提到这一概念，并在1980年发表的“生态社会主义是人类的新希望”一文中再次使用。[28]此外，法国环境主义者雷内·杜蒙（René Dumont）在1977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生态学》中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生态学”这一术语。[29]当然，很少见到关于“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之类的提法[30]，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或共产主义理论）的广泛性社会影响，即并不存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外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同时也与社会主义在欧美国家中是一个更为历史悠久与意涵宽泛的社会政治思潮相关，也就是说，作为被修饰限制对象的“社会主义”并不局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主流性理解甚或这一理论本身。

可以说，坚持与拓展并重、继承与创新并举，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建的文本再阐释和理论重构进路的主要特点，也是欧美主流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同的方法论特征。比如，迈克尔·雷德克里福特（Michael Redclift）、让—保罗·德里格（Jean-Paul Deleage）、朱安·马蒂奈兹—阿里尔（Juan Martinez-Alier）和詹姆斯·奥康纳等都表示[31]，尽管必须慎言马克思恩格斯有着独立的或明确的生态学思想（体系），但经过生态化重释或拓展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理应可以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与超越进程中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

到20世纪90年代初，生态马克思主义已经成长为一个致力于创新性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或分析方法的独立学术流派，在坚持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生态学批判的同时，努力探寻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制度构想及其可能的过渡机制与战略。这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戴维·佩珀对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归纳与阐述、詹姆斯·奥康纳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及其资本主义第二重矛盾的揭示、乔尔·科威尔对生态社会主义激进变革的政治纲领的论证。

英国学者戴维·佩珀在1993年出版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提出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四要素”经典性界定：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对生态危机成因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结构主义）分析、阶级冲突与集体行动的社会变革道路、未来绿色社会的社会主义处方与前景，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对于他的这一概念界定及其理论体系来说，最为基础性的支撑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哲学价值观的重释或确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能够容纳生态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既能借助于对自然掌握实现的生产力的增长保证所有人的福利，又可以消除现代工业社会的人类对自然的伤害；它是建立在社会与自然辩证法基础上的一种长期的集体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技术的个人的人类中心主义。”[32]此外，佩珀还明确赞同并致力于另外两重意义上的理论融合，一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在生态环境议题及其应对上的建设性互动，强调“马克思主义观点……可以使生态主义成为更加连贯的、强有力的和有吸引力的意识形态”[33]，而红绿融合的生态社会主义理应成为主流绿色社会政治运动的战略选择；二是社会主义的集体与自治传统之间的相互补充启迪，认为“生态社会主义的未来方案通常再现了莫里斯关于分散化、直接经济民主、生产方式的公共所有制等乌托邦社会主义传统”[34]。可见，对于佩珀而言，最为重要的已经不是论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正确性或体系完整性，而是如何发挥它的一般理论分析对于更大范围与语境下的绿色思潮和运动的引领推动作用，而这也只能借助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生态重释和与其他相关理论的建设性对话来实现。

相比之下，詹姆斯•奥康纳1998年出版的《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选择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涵的重释与拓展作为基点来构建一种“社会主义生态学”[35]。首先，他在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科学性及其未来社会主义预见正确性的同时，挑战性地指出了它所存在着的两大缺陷：历史的文化形式与丰富的生态感受性的理论缺失，或者说所谓的“文化的空场”和“自然的空场”。然后，他认为，应对之策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维度之外增添另外两个维度，即客观性的维度（自然维度）和主观性的维度（历史文化维度），从而实现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范畴的完整融合。在此基础上，他明确提出了资本主义的第二重矛盾理论。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得以实现的前提，在于同时对劳动力、外部自然与社会公共条件的无节制的剥削，因而，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与一般生产条件尤其是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其结果则是分别导致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和作为生产与消费前提的生态危机。相应地，如今反抗与替代世界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运动必须把第二重矛盾以及克服路径考虑其中，也就是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政治的时代联合，以便共同创建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奥康纳在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阐释和构建上的大胆的方法论革新及其观点，特德·本顿称赞他提供了“迄今而止最为彻底、最为系统的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成果”[36]。

美国政治学家乔尔•科威尔的理论观点经常被概括为“革命性的生态社会主义”[37]，更多强调的是一种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制度框架的尖锐批评与激进政治变革立场，但至少同样值得关注的，也许是他的自然生态价值观。他在2001年出版的《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中，既承认马克思对自然界有着深刻的思考和关怀，并开启了理解与超越资本主义积累规律从而走向治愈“积累之癌”的创建生态文明的道路，尤其是将自然解放与劳动解放结合起来或建立生产者自由联合体的观点[38]，但也同样强调指出，古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自然生态的认识是有局限的，因而“我们需要把马克思主义变得更充分，更完整地发挥它指导自然和人性的潜能”[39]。他认为，自然具有一种“内在价值”[40]，即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及其自组织潜能，具体体现为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之间的客观联系，以及人对这种有机联系的把握、尊重与实现；资本主义以资本积累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必然导致这种生态有机联系的断裂，而与自然内在价值及其实现相契合的只能是一种生态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其一，自由联合的生产将意味着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重新）掌控，因而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对劳动及其创造性潜能的真正解放；其二，自由联合的劳动者将把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转换为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并通过实现产品的使用价值和内在价值的合理利用来恢复完整生态体系的互联性；其三，新的生产方式还同时代表着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劳动者的自由联合由于摆脱了资本的桎梏与等级制的压迫将会唤醒人性的善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思维，而对大自然的开放心态和对生态体系的认同也意味着男性中心主义的终结。可以看出，尽管与典型意义上的生态中心主义观依然有所不同，但科威尔对非人类自然内在价值的主动接纳，大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视域下人与自然之间的规范和价值关系的思考空间。

总之，通过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述中生态思想的再阐释和对当代环境社会政治理论的自觉吸纳，以及对于二者的某种形式或程度的理论整合，从而提出对于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扩展的更具说服力的生态批评以及生态社会主义的替代性选择，已经成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构建的主导性立场或方法论。相较于偏重文本诠释与阐发为主的研究进路，它可以在大致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立场与话语表达方式的同时，展现出理论形态本身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和更切实地回应实践需要的时代性。由此可以理解，即使像第四国际理论领袖迈克尔·洛威（Michael Löwy）这样著名的生态社会主义者也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历史进步必然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非批判信奉使得他们关于生态问题的讨论是不完整的，但这些讨论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现实相关性和方法论意义。“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尤其是对资本无限积累的内在破坏性逻辑的卓越分析，就不可能产生应对当代挑战的生态学。忽视或轻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或其对商品拜物教和物化批判的生态学，将注定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主义的过度矫正。因而，当今的生态社会主义应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更完善和更连贯论点的基础之上，以达到1）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非理性运行的真正的唯物主义理解；2）对资本主义的环境破坏进行根本的批判；3）确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视角，尊重地球生命不可剥夺的条件。”[41]当然，这一研究路径或构建进路也存在着自身难以避免的方法论弱点与风险，除了对于马克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文本阐释的全面准确性问题，还表现在对各种形式环境议题和形形色色绿色观点的不加区别或分析的引入，可能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话语）体系本身的碎片化和去辨识化，结果是难以形成一种马克思主义价值与政治立场明确的主导性系统理论阐释与内在一致的政治变革战略——看起来丰富多彩的理论图景之下却并不存在旗帜鲜明的激进社会生态变革政治共识与可行道路。

三、理论重释建构：“红绿”绿色左翼理论

还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或理论家走得更远，他们更关心的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分析认知方法或理论资源，对于人类社会应对当代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的现实相关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这种理论本身的生态化革新潜能。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或色彩在他们的著述中依然是清晰可见的，但他们既不再纠结于作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完整性深刻性，也不是特别在意所做的理论阐释与实践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源及其“正统性”，而是在方法论上显得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自我反思性也更强，进而形成了以理论重释建构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路径或构建进路，结果则是色彩斑斓的“红绿”绿色左翼理论集群。

法国学者安德烈·高兹早年以其存在主义哲学和激进政治倾向而闻名，后来日益关注欧美国家出现的“后工业社会”特征和不断崛起的生态环境运动，并从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生态学，强调“生态运动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更大范围内斗争的一个方面”[42]，生态变革应当成为资本主义政治批判与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兹对自己的理论定位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或后马克思主义者”[43]，即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立场和基本方法的基础上，依据资本主义的时代变化与新社会运动斗争的实践构建一种社会主义政治生态学的新理论框架，并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寻找新的生长点，而1975年出版的《作为政治的生态》就是他这一理论转向及其成果的最初呈现。高兹认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产生于对人类经济活动自我悖论特征的自觉抑制，而致力于超越经济理性的生态学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政治生态学，因为现代经济体系所反映的社会生产和交换关系始终服从于统治性的政治权力关系；在社会政治层面上，“生态的观点是与资本主义的理性不相容的”[44]，而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反思性约束必然指向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积极否定或历史性替代，因而政治生态学批判就意味着对社会经济关系基础之上的政治权力关系及其所支配的社会生态关系的批判。在此基础上，高兹还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1991）等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反生态本质，并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愿景做了更为具体的设想。由于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利润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的遵循必然导致资本积累与社会生态再生产的危机，因而为了与增长意识形态彻底决裂，必须通过政治行动去创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形式，比如宁愿少但要好的生活方式、生态友好的替代性技术与自我管理的市民社会，都是抗拒与超越资本主义的必要条件。在苏东剧变后，高兹虽然放弃了当初的乐观主义观点，但仍总体坚持社会主义的变革方向。在他看来，尽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社会制度已然溃败，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运动或历史愿景还将持续下去”[45]，同时需要在生态—社会理性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社会主义。

相比之下，英国学者特德·本顿更关注的是生态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的内在张力或冲突。他在1996年编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绿化”这一命题，主张在对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修正中建构一种生态上富有启发意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于此，他列举了推进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四大领域，即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维度的拓展或修正、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生态考量、对环境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规范框架的建构、对社会变革战略的新规划。本顿认为，福斯特所阐发的“马克思的生态学”试图从马克思那里寻找一种单一的、完全连贯的、已充分证明的、预见性的生态理论，实际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46]，而对致力于走向替代性社会的其他绿色观点的不宽厚解读与排斥实际上阻碍了广泛政治联盟的创建和更为积极的过渡性战略的发展[47]；奥康纳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仍然停留在传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框架之下而缺乏更广阔的生态学理论视野，他对生产一般条件的专注不仅忽视了生活条件和消费活动的生态政治意义，而且过于狭隘地理解了社会运动的根源[48]。在本顿看来，出于分析资本主义价值生产与阶级冲突的目的，马克思更为专注于对生产性劳动的剖析，较多阐述了人类对自然的转变作用，因而既未能充分说明经济活动对于自然条件的依赖性，也未能充分说明这种依赖性在特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政治意义。基于这种理解，本顿试图通过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反思与修正来构建一种解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积累与生态危机关系的开放式研究纲领。他具体区分出了生态调节型、初级利用型、生产转变型等不同的劳动模式，而后者同样依赖和受制于非生产性劳动和自然条件，但遵循抽象价值逻辑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却将一切劳动过程在物质上都简约为生产转变模式，并不断推动生产实践本身排除和突破对它们的可持续性约束。因而，对当代社会的生态重建必须高度关注生产劳动及其生态后果，充分认识到自然在人类社会劳动形式中复杂的促进和约束作用，换言之，自然不仅构成了对人类生产的限制，同时也是人类解放实现的条件。尽管如此，本顿仍明确肯定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实践斗争中的独特价值，认为“其他运动要是错过了历史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独有的视角和洞见，就会更加贫瘠、更加衰落”[49]。而柏克特对他的理论批评是，本顿未能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总体性辩证法如何揭示了物质现象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或“相互构成”（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等），因而陷入了社会/物质二元论与自然主义的困境。[50]

与本顿相似，印籍德国学者萨拉·萨卡也明确强调，虽然马克思主义理论依然是时代需要的思想资源，但“重要的不是一味地寻找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绿色元素，而更应该使马克思主义走向‘绿化’”[51]。萨卡在1999年出版的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中，从一种激进的生态社会主义视角探讨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环境挑战，试图通过引入超越传统发展范式的“增长极限”范式来重构社会主义的生态话语体系。在他看来，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由于集中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下的内在矛盾与危机，并没有讨论或意识到社会主义条件也会存在的增长的极限，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长期奉行的依旧是一种经济主义的发展范式，即将经济增长等同于社会发展，不仅相信持续的经济增长是可能的和必需的，也信奉美好生活理应是富裕的。另一方面，致力于局部或暂时性改良的“生态资本主义”囿于其内在的增长逻辑与贪婪利己的价值观，并不能提供对环境破坏和社会非正义两大难题的彻底解决方案，资源无限、科技万能、市场经济崇拜都不过是关于资本主义持续增长的错误幻想。[52]因而，正确的生态社会主义立场应该是，真正可持续的绿色社会只能是激进的生态主义观念（比如世界经济与人口规模收缩、生态道德新人培育）和基于平等正义与大众参与的社会主义伟大传统的历史性结合，“一种真正的生态经济只能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运行，而且，只有成为真正的生态社会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53]。

除此之外，属于这一研究路径或建构进路类型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具体的或单一性的绿色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艾瑞尔·萨勒（Ariel Salleh）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她在1997年出版的《作为政治学的生态女性主义：自然、马克思与后现代》中认为，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信奉启蒙的历史进步作用和技术乐观主义观念，其劳动价值论忽视了自然的主体性和女性及其劳动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思考以及对劳动形式及其解放的深刻分析，能够为生态女性主义与环境社会政治运动提供可借鉴资源。“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方法深化了我们对‘自然问题’的思考，也间接地深化了我们对‘男性/女性问题’的思考。”[54]基于此，萨勒在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重新检视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阐述，试图构建一种女性视角下的将社会主义、生态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内在统一起来的理论框架。这一框架的核心构成元素包括，一是“躯体唯物主义”（embodied materialism）概念，强调再生产劳动作为一种基础性新陈代谢形式在整个人类社会体系中的关键地位，不仅凸显了对人类身体及其物质价值的关注与尊重，也彰显了再生产劳动所蕴含的生命技能知识与生态伦理认知的保护和恢复；二是资本主义经济逻辑与父权制文化批判，强调二者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形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整体并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实践的方方面面，以至于人们很难认识到，“资本主义代表了男性对女性的经济和社会统治的最新历史形式……自然—女性—劳动关系是资本主义父权制的一个基本矛盾”[55]；三是“元工业劳动阶级”（mata industrial class）概念，强调资本主义全球化与生态危机正在形塑着一个新型历史主体，即一直通过自己的劳动促动着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新陈代谢但却在名义上被排斥于资本主义体系之外的工人阶级。这一新型阶级在通过自己的生产劳动为现代工业体系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维持着自然与社会的“生态自足性”（eco-sufficiency），因而不仅与真正可持续的社会生态关系相契合，还将成为挑战现实资本主义及其父权制支配体系的重要革命力量，其目标在于创造一个包含着经济社会公平、文化自治和生态可持续性的包容性未来。[56]可以看出，萨勒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虽然仍可以冠之以“马克思主义”的前缀，但它的修饰性意涵差不多只剩下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架构及其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立场，真正所追求的是“生态女性主义”所蕴含着的一种多元化的理论综合与政治联合，因而更多是一种广义上的“红绿”绿色左翼理论。

就具体观点而言，安德烈·高兹、特德·本顿、萨拉·萨卡和艾瑞尔·萨勒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甚或不可通约的区别，但就他们各自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的研究路径或构建进路来说，又的确有着明显的共同之处：他们都把马克思主义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绿色理论视野和现实语境之中，力图做到对当代社会（世界）面临着的生态环境危机或挑战做出一种更加切实的“红绿”理论回应和政治战略应对的同时，实质性重构或拓展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生态学的构成要素及其组合方式。应该说，这一立场已经日益得到新一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和政治活动家的接受。比如，英国绿党理论家、生态社会主义者德里克·沃尔（Derek Wall），既明确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关于促进经济繁荣与环境舒适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并将其具体概括为：与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唯物主义、反对公共事物的私人占有或私有化及其斗争[57],也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置于全球反资本主义的激进生态政治理论视野与现实语境中来加以考察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迷恋于积累与扩张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生态困境，但结合时代需要的进一步“绿化马克思主义的尝试是必需的”[58]。因而，沃尔认为，应基于广泛的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总体立场，努力实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传统和自治主义与绿色地方主义等思想的相互借鉴融合，从而构建起一种更具综合性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他还特别强调，只有具有明确国际向度的绿色左翼视角，才能清晰地阐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性蔓延同时是对人与自然的掠夺和剥削，因而旨在消除与替代全球资本主义的世界生态社会主义运动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政治选择，尽管其在现实实践中理应采取十分多样化的具体形式。[59]

余论：创建中国特色与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

综上所述，在过去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广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明显呈现出了三大研究路径或构建进路，即分别侧重于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著述中生态思想的文本诠释与阐发、侧重于吸纳回应当代生态环境理论议题和现实挑战的理论重释建构，以及介于这二者之间的文本再阐释和理论重构相结合，其理论成果形式则大致对应于国内学界通常所指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红绿’绿色左翼理论”和狭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承认并强调这一点，对于准确理解作为一个更高层级伞形概念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完整意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国内学界迄今依然不时出现的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或分支学科的理论性质的疑虑甚至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对这三个理论流派类型的不加甄别的笼统判断[60]——比如某些议题性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红绿”理论派别的古典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确是非常微弱的。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多维度相对于研究内容上的丰富多彩提供着更大程度上的合法性，即完整意义上的或充满活力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与体系构建，离不开一种建设性互动的或和谐共生的体系内（外）健康生态。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三大研究路径或构建进路在持续的批判性对话中逐渐呈现出一种彼此融合的趋势，特别是日益聚合于批判分析当今世界形态各异的“绿色资本主义”或“生态资本主义”及其政治与政策实践尝试。比如，作为“马克思的生态学”主要倡导者的福斯特，多年来持续关注全球气候变化以及美国的相应环境政策等议题，并不时将“人类世”“大加速”和“地球边界”等新兴概念纳入到他对当代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全球化扩展的生态批判之中。在他看来，气候危机只是更大规模的全球生态危机的一部分，反映的是资本主义主导体制正在以越来越高的程度破坏着地球系统的新陈代谢，而全球性资本积累所导致的“生态裂缝”是“人类世”的基本特征，这意味着未来的社会主义变革只能是一场反对直至废除资本积累的生态革命。[61]换言之，对于福斯特来说显而易见的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系统性阐释，并不能代替对各种形式的所谓经济高效而生态可持续的绿色资本主义方案及其背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分析批判，而只有在高度理论综合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所导致的全球生态危机的科学分析并构想出真正替代性的社会主义方案。[62]也正因为这种从研究视野到方法论的既具有明确的理论与政治原则、又有着广阔的包容开放性的特征，使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两大领域中的一道靓丽风景：生态环境议题及其应对已然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显示其理论魅力与革新活力的最重要领域之一，而真正意义上的绿色变革与超越主宰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实现真实可信的社会主义之间的无可置疑的内在联系，也使得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扮演着一种“形而上之学”的角色。

就当代中国语境而言，尽管存在着的难以避免的重复交叉等局限，我们也可以依据上述分析框架来观察与反思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环境/自然/生态文明）思想（观）的研究，始终是我国学界关注的重点所在，出版了数量众多的理论著述，比如郇庆治的《自然环境价值的发现：现代环境中的马克思恩格斯自然观研究》（1994）、解保军的《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红”与“绿”结合的理论先声》（2003）和《马克思生态思想研究》（2019）、方世南的《马克思环境思想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研究》（2014）和《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基于<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研究》（2017）、张云飞的《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2014）、廖小明的《生态正义：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2016），等等。可以说，论述主题词从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关系向环境、生态、生态文明思想的变化，尤其代表了这一议题领域中思考重点及其方式的演进。

但相比之下，我国的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显然吸引了更多的优秀学者，而且成果更为丰硕。尽管对于该术语出现的时间还可以做更早的追溯[63]，王瑾最先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1985）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1986）的论文中，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生态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这两个基本概念，并确立了它们的主体性中文表述形式。前者主要关注的是威廉•莱斯与本•阿格尔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他们更强调消费而非生产的重要性、主张用生态危机取代经济危机来阐释当代资本主义新特点、提倡分散化和民主化的稳态社会主义；后者更多关注的是西方绿色社会政治运动的行动纲领，强调它们致力于实现既维护生态平衡、又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新型社会经济制度。[64]陈学明的《生态社会主义》（2003）是国内最早的以生态社会主义为标题的学术专著，不仅概述了安德烈•高兹、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和戴维•佩珀等人的思想，还提出了关于生态社会主义或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发展阶段的划分，即20世纪60~70年代的形成时期、70~80年代的体系化时期和90年代的发展时期。[65]刘仁胜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概论》（2007）、徐艳梅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曾文婷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2008）等一批该主题著作的集中出版，则是我国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学科方向确立的重要标志。在此前后，周穗明与陈永森对生态社会主义、王雨辰与吴宁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系列性著述，前两者如“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一些情况”（1994）、“从红到绿：生态社会主义的由来与发展”（1995）、“生态社会主义述评”（1997）和“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与中国”（2010）、《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5），后两者如《生态批判与绿色乌托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09）、《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简论》（2015）——尤其是对安德烈·高兹的研究，是这两个分支领域中最主要的代表性成果。而郇庆治编辑出版的《重建现代文明的根基：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0）、《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2011）与《当代西方生态资本主义理论》（2015）等，则更多是比较分析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特别是“红绿”绿色左翼理论方面的努力。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年青一代学人正在脱颖而出，比如蔡华杰的《另一个世界可能吗？当代生态社会主义研究》（2014）和温晓春的《安德烈·高兹中晚期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2015）等。因而可以说，我国的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研究，已经逐步实现了从译介性评述向系统性研究、从人物研究与线索梳理向核心议题与理论逻辑研究的转变和深化。[66]

当然，从前文所述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或构建的三大进路来看，这些理论研究成果还更多是一种知识或方法论储备，而算不上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与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而在笔者看来，真正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潜质的当属近年来迅速成长着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67]。一方面，进入新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已经呈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四位一体”整体框架下的迅速绿化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努力。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治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结合，不再是欧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所长期讨论的一种抗拒性或革命性努力——必须以绝对霸权性的资本主义生产生活方式的废除为前提，而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统一领导下的政治与政策自觉行动。这当然不是说，鉴于长期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事实，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和建设生态文明旗帜下的所有努力都是天然合乎生态可持续准则的——尤其是在“深绿色”的意义上，但无可置疑的是，这种时代背景和语境的巨大变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由此也就可以解释，随着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全面铺开，关于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的理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热门前沿领域。[68]

另一方面，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或狭义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过去十多年来我国学术界已经取得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研究成果。其主题内容则是，在科学阐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学理依据及其践行要求的同时，对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意涵与普适价值做出更加准确和深刻的系统化概括。这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包括，陈学明2008年出版的《生态文明论》，不仅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还详尽分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资本利用与生态导向等议题政策之间的辩证关系，并特别强调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启示价值[69]；王雨辰2015年出版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在系统阐述生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及其对主要“浅绿色”理论批判的基础上，尝试建构一种中国特色或形态的生态文明理论，并强调它的基本特征应该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以捍卫中国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为目的、坚持全球视角和地方视角相结合，从而实现发展观、境界论和环境正义论三者的有机统一[70]；而张剑201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则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或科学社会主义的视角，着重阐述了社会主义原则目标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一致性，并论述了生态社会主义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借鉴意义。[71]

而笔者想强调的是，无论从国际比较研究还是从自我丰富提高的视角来看，由前文所述的三个研究路径与构建进路之下所取得的内容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成果及其运用，都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不断取得进展的全球性视野和语境，同时也为我们更快更好地构建中国特色与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提出更高的创新要求或期望并提供更为切实的环境条件。[72]比如，2010年代以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发生的局部性调整或阶段性转变及其作为其理论支撑的“绿色新政”或社会生态转型话语，就不仅为我们展示了一种批判性认知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多重危机与挑战现实应对的绿色左翼的思维和相应战略，还启发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自我革新的角度来理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哲学基础与现实动力机制。[73]2019~2020年突发的全球新冠疫情，究竟会在何种程度上或以何种方式改变国际社会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逐步达成与推进的绿色政治共识，即必须以生态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来实质性改善工业文明主导条件下已经变得十分脆弱的人与自然关系或地球社会生态系统，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只要不发生超出想象的极端性情况，可以相信，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及其建设实践仍将是一种有理由预期的、也值得期待的未来愿景，尽管绝不会像我们经常描述或想象的那样直线式发展或推进。[74]无论如何，我们既不能无原则地赋予当下的诸多理论观念与政策设想以理所当然的或非历史的合法性和正确性，比如花样繁多的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问题应对举措，以及传统生产与生活方式以生态智慧或伦理名义的复活，但也的确只能从对现实难题的无数尝试性制度探索与生活实践革新中寻找更文明地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径路，这其中也包括有时或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过是“与狼共舞”的现实政策选择（比如某些绿色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政策）。因而值得庆幸的是，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已然成为国际性或全球性“绿色左翼”变革进程(亦即广义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并且是它的重要体现与支撑。这意味着，即便偶尔或局部性的偏差，我们的生态文明政治与政策探索也不太可能偏离人类社会文明的大道和时代主旋律。

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或广义上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研究或构建进路的学术文献史考察表明，它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已经不再只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一个国外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流派，而是涵盖了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生态思想、欧美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生态社会主义者和绿色左翼学者）的生态思想、当代中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等在内的一个庞大理论谱系。不仅如此，构建中国特色与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所需要的不仅是对于这一丰富理论体系知识的更全面理解与把握，还离不开对这三种研究路径或构建进路更深刻理解与掌握基础上的融会贯通，而这显然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除了过去30多年中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学科研究能力积累，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引领下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同时提供着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成为中国特色或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巨大潜能与现实支撑条件。而至少同样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学者已经逐渐能够做到基于广义的生态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理论体系与研究方法的完整性，来自主而系统地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做出科学可信的理论分析。就此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研究或构建正处于一个迈向新阶段的重要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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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赫伯特·马尔库塞：《自然和革命》，载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4~164页。

[23] Herbert Marcuse, Philosophy, Psychoanalysis and Emancipation: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five(New York: Routledge, 2011), p. 212; The New Left and the 1960s: Collected Papers of Herbert Marcuse, vol. three(New York: Routledge, 2005), p. 176.

[24] 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68页。

[25] 威廉·莱斯：《满足的限度》，李永学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29页。

[26]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27] 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慎之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6页。

[28] See Mario Kessler, Ossip K. Flechtheim: Politischer Wissenschaftler Und Zukunftsdenker(1909-1998) (Bohlau Verlag, 2007).

[29] Voir René Dumont, Seule une écologie socialiste(Paris: Laffont, 1977).

[30] 作为例外，斋藤幸平使用这一概念时将其大致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生态维度。

[31] Michael Redclif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London: Routledge, 1987); Jean-Paul Deleage, ‘Eco-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3/1(1989), pp. 15-31; Juan Martinez-Alier, Ecological Economics: Energy, Environment and Society(Oxford: Blackwell, 1990); James O’ Conner, ‘Socialism and ecology’, in Conference Papers by James O’ Connor(1991).

[32] David Pepper, ‘Anthropocentrism, humanism and ecosocialism: A blueprint for the survival of ecologic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2/3 (1993), p. 439.

[33] 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刘颖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66页。

[34] 戴维·佩珀：“论当代生态社会主义”，载郇庆治（主编）：《环境政治学：理论与实践》，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2页。

[35] 詹姆斯·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唐正东、臧佩洪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0页。

[36] 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5页。

[37] 鲁长安：“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者乔尔·科威尔对资本的生态批判及其启示”，《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第26~30页。

[38] Joel Kovel, ‘On Marx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2/1(2011), pp. 4-17.

[39] 乔尔·科威尔：《自然的敌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世界的毁灭？》，杨燕飞、冯春涌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40] 乔尔·科威尔：“资本主义与生态危机：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国外理论动态》2014年第10期，第14-21页。

[41] Michael Löwy, ‘Marx, Engels and ecology’,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8/2(2017), p. 19.

[42]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p. 3.

[43] Finn Bowring, André Gorz and the Sartrean Legacy(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p. 189.

[44] André Gorz, Ecology as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80), p. 18.

[45] 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7页。

[46] Ted Benton, ‘Review Marx’s Ecology’, Sociology 36/1(2002), pp. 202-205.

[47] 特德·本顿：“福斯特‘生态唯物主义’论评”，载郇庆治（主编）：《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4~71页。

[48] 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77~181页。

[49] 特德·本顿（主编）：《生态马克思主义》，曹荣湘、李继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4页。

[50] Paul Burkett, ‘Labour, eco-regulation and value: A response to Benton’s ecological critique of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3/1(1998), pp. 119-144.

[51] 王聪聪：“红绿政治新发展：激进绿色左翼的思考——萨拉·萨卡访谈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6期，第109页。

[52] 萨拉·萨卡、布鲁诺·科恩：“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载郇庆治（主编）：《当代西方绿色左翼政治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2~112页。

[53] 萨拉·萨卡：《生态社会主义还是生态资本主义》，张淑兰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54] Ariel Salleh, Ecofeminism as Politics: Nature, Marx and the Postmodern (London: Zed Books, 1997), pp. 70-71.

[55] Ariel Salleh, ‘Moving to an embodied material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16/2(2005), pp. 11-12.

[56] Ariel Salleh (ed.), Eco-sufficiency and Global Justice: Women Write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Pluto Press, 2009); ‘From metabolic rift to metabolic value: Reflections on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the alternative globalization movement’,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23/2(2010), pp. 205-219.

[57] Derek Wall, ‘Why we need eco-socialism?’ Socialist Outlook 11(Spring 2007).

[58] Derek Wall, Babylon and Beyond: The Economics of Anti-capitalist, Anti-globalist and Radical Green Movements(London: Pluto Press, 2005), p. 122.

[59] Derek Wall, The Rise of the Green Left: Inside the Worldwide Ecosocialist Movement(London: Pluto Press, 2010).

[60] 周新城：“世界上只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5期，第27~32/94页；邱霞：“警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隐性’误区”，《红旗文稿》2018年第7期，第10~12页。

[61] John Bellamy Foster and Brett Clark, The Robbery of Nature: Capitalism and the Ecological Rif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20); John Bellamy Foster, ‘Capitalism has failed: What next?’ Monthly Review 70/9(2019), pp. 1-24.

[62]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三个阶段”，《国外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第29~33页。

[63] 许九星、韩玉芳：《西方马克思主义简介》，《科社研究》1982年第5期，第44页。

[64] 王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1985年第4期，第286~289页；“‘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社会主义’”，《教学与研究》1986年第6期，第39~44页。

[65] 陈学明：《生态社会主义》，台湾扬智文化事业2003年版。

[66] 王雨辰：“论我国学术界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程及其效应”，《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第54~60页。

[67] 杨英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构成”，《中国生态文明》2018年第5期，第80~82页；郇庆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向度”，《江汉论坛》2009年第9期，第11~17页。

[68] 郇庆治：《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实践的哲学研究》，中国林业出版社2019年版。

[69] 陈学明：《生态文明论》，重庆出版社2008年版。

[70] 王雨辰：《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研究》，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71] 张剑：《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72] 郇庆治：“生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涵、进路及其限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4期，第84~99页。

[73] 郇庆治：“作为一种转型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2期，第21~29页；李雪姣：“‘社会生态转型’理论的术语学解析”，《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科版）》2019年第4期，第100~113页；乌尔里希·布兰德和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郇庆治等编译，中国环境出版社2019年版。

[74] 郇庆治：“深入探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路’难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0年第1期，第29~31页。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陈艺文，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2019级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