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新文化运动后，北京大学聚集了一大批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努力探求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1917年11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北京大学很快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基地和中国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最重要源头。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萧超然教授发表文章《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他以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的历史关系为核心，通过大量的研究和考证认为：“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讲授马克思主义的高等学府，李大钊在中国开风气之先，马克思主义在北大首传”[1]。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非常认同这个结论。并在此基础上对1920至1925年间北京大学在文科学科中开设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课程进行研究，从任课教师、讲义教材、课程门类、课制与评价方式等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和梳理，系统总结北京大学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整体水平和教学实践效果，探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关键的要素的主要作用和影响。坚定四个自信，推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的发展。

1917年，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促进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小册子《国立北京大学科学课程一览——九年度至十年度》（即1920-1921学年度）记载，1920年，北京大学的文科的学科已经有哲学系、中国文学系、英文学系、法文学系、德文学系、俄文学系、史学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小册子中列出了每个学科专业开设的课程名称、上课时间单位（课时）从中可以了解到北大文科的整体情况。从1920年后到1925年之间《北京大学日刊》上，与课程、上课以及教学活动有关的启示、通知内容很多，主要有：开课通知、停课通知，演讲通知、课程指导书（类似现在的培养计划）、学期课程表、教授指导演习通知等，间或有教授因病或事情出差的通知。这些充分证明当时北京大学的教学活动非常系统规范。不仅仅有计划，还有突发事情时课程内容的调整等，这是当年北京大学能够成为国内最好大学的真实反映。以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为主要代表的北京大学教师结合各自的学科领域，在学习、研究和传播新思想、新知识、新理论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除了语言学的学科外，在文科的全部专业中，几乎都会讲授到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世界发展、苏联革命等有关的内容，有选修课、有必修课；有演讲会还有演习（seminar）。学校的教学活动是学生在校期间学习的最重要的部分，北京大学的课程设置，从课堂的主渠道出发，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纳入教学体系中。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属“惊世骇俗之举，它反映出北大人的学术胸襟与胆识”[2]。在北京大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一、信仰坚定的教授和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力量

学校的课堂教学授课活动中，教师是关键。20世纪20年代的北京大学，聚集了当时中国一大批在国外著名大学接受过系统的专业教育，有理想有追求的教师，李大钊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1920年7月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7月30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文件为李大钊等多位教授颁发聘书。1920年秋季开学后，李大钊走上课堂。《国立北京大学科学课程一览——九年度至十年度》中记载，李大钊在史学系开始讲授“唯物史观”，还在政治学系与陶履恭（1887-1960）、张祖训（1890-1976）、陈启修（1886-1960）讲授当代政治 。从1920年到1925年期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的课程主要由李大钊、陈启修和高一涵（1885-1968）在史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法学系讲授多门课程。课程和演讲主要包括“史学思想史”、“社会主义史”、“工人的国际运动”等。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由他来讲授有关课程，在当时各种外来思潮活跃，各种思想互相影响、各种党派林立的情况下，起到了正确引导的作用。历史也已经证明，当年受李大钊影响的北大青年学子中的优秀杰出代表，后来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除了课程本身的内容之外，李大钊个人品德和修养所起的作用。

高一涵、陈启修和李大钊一样，早年都留学于日本。高一涵就读于东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陈启修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他们分别比李大钊年长4岁和3岁，和李大钊是同龄人，都是《新青年》的撰稿人。1916年到1917年期间，他们先后回国到北京大学任教。高一涵参与过《苏报》、《民立报》的编辑工作，还与李大钊一起是《甲寅》、《晨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新青年》前九卷中撰稿共计28篇。他还是北京大学最早和李大钊发起成立“马客士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3]。在北大任教期间，积极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活动，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政治学科的创立中非常有影响。陈启修（后改名陈豹隐），在日本留学期间因筹建“丙辰学社”和李大钊建立友谊。1917年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法科教授还兼任过政治学系主任，在北大讲授过“宪法”、“统计学”、“现代政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概论”等课程。早在1914年就翻译了日本学者小林丑三郎的《财政学提要》，在《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5期上曾经发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等文章。1921年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资本论》研究组导师[4]，罗章龙的回忆中曾经提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德文组的教授就是陈启修老师。他于1923年10月后赴苏联、西欧进修，1925年经朱德委员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是我国已知的最早正式翻译了《资本论》的学者（1930年出版，第一卷第一分册，上海昆仑书店出版）。《资本论》的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是在1938年，陈启修的译本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922年5月5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举行马克思诞辰104周年纪念大会，李大钊、顾孟余（1888-1972）、高一涵和陈启修在北河沿法科大礼堂都发表了演讲。这次大会是“公开性质，无论何人钧一律欢迎”。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三位教授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在北京大学开国内大学教育中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之先河。这种有信仰坚定的教授和多学科背景的师资力量来教授课程，保证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正确引导方向。

二、政治、经济、史学等不同讲授多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

1920年前后，北京大学学科的划分已经从“门”改为“系”。在1920年《国立北京大学学科课程一览》中，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哲学等系的课程多有交叉与合班授课的情况，有的是多个系交叉合班。例如，法律系的“宪法及行政法”，就在括号中注明“专为经济学学生设”；而史学系的“政治史”则注明“与政治系合班”；史学系的“中国哲学史与哲学系合班”，“中国文学史与国文系合班”。教授也讲授多个系的课程，陈启修任政治系主任，同时在经济系和法律系任课；李大钊在史学系、经济系和政治系也都有课程安排。这种现象说明，尽管这几个学科存在互相交叉的内容，但更重要的是这三位教授的学科背景和学术能力，可以胜任多学科的课程，这与他们之前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有重要的关系。北京大学这种不同专业之间的融会贯通方式，为后来的学科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的初创打下了基础。

在这些课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有这样的特点，一是与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紧密相连，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理论的不断传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很快就在课程中体现；二是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革命实践和列宁主义的理论也纳入了课程中。1920年秋季学期开学之际，9月17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政治学系主任陈启修的演说词,“主要是关于政治学系的事情”[5]，内容如下：

第一，  从本学期起，添设演习一门，以后关于政治原理，教员和学生可以常常有共同研究的机会。

第二，  添设了一个现代政治的讲座。因为现代的政治问题日趋复杂，如劳农政府、巴黎合会、国际联盟等等亟待研究的很多。加以现在的社会，无论如何，总还脱离不开政治，所以实在不能不研究。这个讲座已定由陶孟和先生、李守常先生、张慰慈先生及兄弟四人担任，打算帮助大家一同研究。

我国青年近来虽然对于政治上已有责任的觉悟，对于实际政治也总算多少发生一点影响，但是总说不能真正的解决，就因为没有学理的研究。要谋真正解决，非先共同研究不可。但是要全国学界共同研究是做不到的，只好希望北大同学共同研究，别的学系的同学，很有些热心研究政治的很希望加入我们的研究。

陈启修的这个演说词，充分说明了北大的教学课程体系和内容非常关注现实问题，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鼓励学生思考，不断与时俱进，也体现了学校管理机构和任课教授对培养人才的学术思考和作为。陈启修任政治学系主任后，由教授会认真讨论课程和课堂“内容和目标”，不断结合当时国际政治最新最令人关注的内容，鼓励所有学科的青年学生参与研究，老师们给予指导，目标是多研究学理，谋求真正解决问题。这一项举措，对北京大学的学风和学习效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20年，北京大学在高一涵讲授“政治学史”、陈启修在法律系讲授“宪法”、李大钊在史学系讲授“唯物史观”的基础上，从1921年到1925年期间，现代政治讲座中有多位教师讲授不同内容，主要有“工人的国际运动”（李大钊）、“劳农政府”（陶履恭）、“印度问题”（李大钊）、“人种问题”（李大钊）等。后来还开设过的课程和讲座（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演讲）还有“史学思想史”（李大钊）、社会主义的将来（李大钊演讲）、“社会主义史”（高一涵）、“马克思经济学说”（陈启修）、“现代各国之社会党”（陈启修）、“中国劳工现况与现代各国劳工组织之比较观”（陈启修）、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李大钊）。这些内容几乎涵盖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课程内容中，社会主义不仅包含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还包含其他社会主义的流派，如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其他课程也都有与当时的理论和其他学说相比较的内容。这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入中国时的阶段特征。

三、自编包含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内容和苏联实践的教材

教材是教学内容的体现，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系统知识、进行学习的主要材料,它可以帮助学生更好掌握教师讲授的内容。1920年北京大学开设的马克思主理论课程的教材（讲义）与其他学科一样，几乎都是任课教授自己编写。当时北京大学教务部有专门的机构负责印制各科的教材或讲义。从现在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讲义看，基本都是线装，铅印，字体工整清晰。很多当时的讲义后来都被正式出版，提供其他学校使用、参考，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李大钊编写的《唯物史观》讲义主要章节的内容有“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历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之唯物的反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他后来讲授的“史学思想史”的讲义中，也有两章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内容。集中反映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思想的著作《史学要论》在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李大钊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贡献。

高一涵在北大讲授政治学系的课程期间，编著了系列政治思想史教材。他将英国赫克特·麦克弗森（Hector Macpherson）所著A century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翻译为中文《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该书中对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议论，对于高一涵有很深刻的影响[6]。他在探讨比较研究方法、政治学史学科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启发。另外，他还编了《马克思唯物史观浅说》的讲义，由熊以谦记录（因为时间不详，也可能是离开北大所写，待查）。他编写了《欧洲政治思想史》、翻译了小林丑三郎的《经济思潮史》，也都正式出版，这些著作都反映出他的理论水平和学术成就。

陈启修在北大期间所讲授课程的教材或著作现在还可以找到的有：《财政学提要》（1914年），《财政学总论讲义大纲》两种，前者独著，后者与白鹏飞合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北大的法学系讲授《宪法》，在图书馆现存的《法律系宪法讲授大纲》中的附录部分，列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基本法”，这是一九一八年七月十日经“第五次全俄苏维埃大会通过的决议”，在当时起到宪法的作用。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的宪法。这个《基本法》译为中文的有五篇，分别是“劳动阶级之权利宣言、“俄罗斯社会主义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宪法之一般原则、中央权力之组织、选举权、预算”。基本法的最后是《共产党宣言》结尾那句英文“Workers of All Countries，United”，当时中文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因为这个讲义没有具体的印制时间，从内容和讲义中所列参考书目可以判断是1921年之后的讲义。1924年之后，苏联通过了新的宪法。1918年的《基本法》废止。在北京大学1922年前后《宪法》课程的教材讲义中发现苏联第一个宪法的内容，之前国内学界从来没有人提及。这个教材当时产生了哪些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

四、必修、选修和演习（Seminar）课相结合，学分制和考试要求明确

1920年北京大学的教学管理已经使用学分制度，每一学科四年本科毕业要求修满80个学分，即每年20个学分。在《课程一览》表上，每一门课的时间单位即这门课的学分要求。例如，李大钊讲授的“唯物史观”是2个时间单位，高一涵讲授的“政治学史”是3个时间单位，其他课程中最多的有6个时间单位的，最少的有1个时间单位。

北大的教学工作非常规范，1923年9月21日和9月29日，在新的学期开始之前，北大法律学系、史学系都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本系的“课程指导书”。1924年7月10日，政治学系的“课程指导书”也发布，其他的文科、理科也都有这样的课程指导书。课程指导书的内容基本一致，类似今天的培养方案。以政治学系为例，包括了当年的课程调整情况，分为新旧两种课程，含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自不必说，对于选修课，有严格的选修方法，含5条细则，主要对选课的年级要求，学分要求、语种要求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其中规定了“在本科四年而所习尚不满八十单位者不得因已经在校四年而请求毕业。”对学科之及格与不及格也有要求，“不及格者不能算作有效之单位”。在课程的评价方式上，现存的《唯物史观》课程1923年由贺廷珊同学作答的考卷已经说明北大作为考试课程，并且是笔试科目来要求学生。95分的成绩说明这位同学达到的水平。在本文前一部分提到的《宪法》讲义中，我们发现了毛笔写的“北大学年试卷”，这应该是学年考试的题目，其中含了名词解释题和论述题（我们推测图书馆现存讲义为老师所用，已经出了考试题）。

在这些规定中，特别要说的是“演习”课。1920年，陈启修教授在政治学系提出了增加“演习”课的设想，开始作为选修课，该规定经1920年9月17日的教授会决议通过。“演习，特别注明了是英文的Seminar，为一种教员与学生之共同研究及讨论最为有益，故务以选之为宜”。演习之种类，每年有教授会定之，本年于第四年级设国际政治演习，但临时得由教员变更之[7]。在该指导书中详细规定了演习的规则，一共有7条。演习分为“调查”及“译书”两种，由选修演习科目之人自由认定一种。在接下来的部分，详细介绍了调查研究的办法和译书的办法。1924年7月19日的课程表中，列出了当年秋季学期的现代政治“演习课”的教授名单：周览、李大钊、皮宗石、王世杰、燕树棠、高一涵、陶孟和、陈启修。这几位教授全部在国外知名大学学习，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对学生的指导和培养很有帮助。

北京大学的这一要求对学生培养调查研究能力和翻译外文图书的能力起到重要的作用。社会调查工作对于学生走出校园，了解社会和民情很有帮助。而译书之举措，在教授指导下，学生边学习，边实践，边讨论，还有考察。李大钊、高一涵、朱务善、李梅羹等多人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有翻译著作的活动。当时北京大学的译书活动有两条途径，一是在选修课堂上有老师指导，二是课堂下一起研究练习，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一定的理论和思想的准备。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新青年》第九卷第五期（1921年9月1日）的广告中，曾经列出要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9种。这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一共要翻译49种书，并且标明了原著者和译者。部分译者使用笔名，至今还未能考证出具体人物。据罗章龙回忆，当时北大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员也在翻译部分马克思、列宁的著作。根据1921年后多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的翻译和出版的情况看，1920年前后在北京大学读书学习，有过训练基础的学生在日后翻译工作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积极作用。李大钊、高一涵和陈启修不仅仅是现代政治的指导老师，还根据外文资料撰写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并且翻译了很多著作。北京大学李季翻译了《社会主义史》（1920年），李梅羹（署名墨耕）翻译了《国际劳动运动中之紧要时事问题》（1922年），张西曼翻译了《俄国共产党党纲》（1921年），都是很好的例子。

从1920年开始，李大钊、高一涵、陈启修等教授在北京大学开始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是在中国大学中最早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这种传统一直在后来得到延续，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京大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最早诞生地。

注释：

[1] 萧超然 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P15-32。

[2] 萧超然 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P15-32。

[3] 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北京1989年。

[4] 《北京大学日刊》，1922年3月22日。

[5] 《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9月17日。

[6] 郭道平，1921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学科建设——以高一涵《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为线索，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142-155页。

[7] 《北京大学日刊》，1923年9月9日。

参考文献：

1. 萧超然.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作[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2. 罗章龙.椿园载记[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9.

3. 郭道平. 1921年前后的中国政治学科建设——以高一涵《十九世纪政治思想史》为线索[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5).

4. 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日刊[M]北京1920-1925

李守常.史学思想史[M]上海，上海图书馆 1962.

作者简介：巩梅，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马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文章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1期，公开发表时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