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经完成了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转变，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显著的变化，此时的俄国是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链条上的最薄弱环节，国内外各种矛盾日益显露。

20世纪初的俄国存在着沙皇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地主贵族阶级与广大农民的矛盾、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同时大俄罗斯主义势力与其他民族的矛盾、俄国与其他资本主义强国的矛盾也交织其中。尤其是1900—1903年受经济危机的波及，经济发展迟滞，俄国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加剧了人们对沙皇政府的不满。沙皇政府希望借助战争以转移国内视线阻止一触即发革命的到来。沙皇的一个大臣普列韦曾对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转达沙皇的旨意：“为了制止战争，我们需要进行一场小规模的胜利的战争”。[1](P13)当时在沙俄与资本主义列强争夺霸权的矛盾中，日本与沙俄争夺中国东北地区的矛盾最为突出，俄日双方都加紧战备。1898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租借旅顺大连，旅顺成为沙俄在东北亚的海军基地。沙俄又取得在中国东北修筑从哈尔滨到旅顺大连铁路的特权，1903年建成了中东铁路。日本明治维新后制定“大陆政策”对外扩张，1904年初日本挑起争端突袭沙俄舰队，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是进入20世纪初第一次大规模的战争，是沙俄“远东政策”和日本“大陆政策”对外扩张产生矛盾的必然结果，是沙俄日本围绕在中国东北利益争夺而引起的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日俄战争爆发后，沙俄政府为了战争需要从国内征集人力和资本，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但日俄战争最终以俄国的失败告终，充分暴露了沙俄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也使得人民对沙俄政府的不满达到顶点。1905年俄历的1月9日（公历为1月22日），约14万民众在加邦牧师的带领下进行和平请愿活动。民众的请愿运动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血腥镇压，“有近2 000工人当街被射杀，2000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不少老人、妇女和儿童”，[2](P528)造成了历史上惨痛的“流血星期日”事件（一九事件）。“一九事件”的爆发也标志着俄国1905年革命的开始，掀起了俄国工人运动史上空前的运动浪潮。

革命呼声日益高涨，沙皇政府改变策略，“力图用最微小的让步把自由资产阶级争取到自己方面来”。[3](P77)沙皇政府名义上允许召开人民代表会议但又按严格的资格限制和等级限制进行选举，看似推行民主实则镇压革命。沙皇政府的虚假做法使得革命的前途和发展方向成为有识之士亟需面对和回答的问题。面对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俄国的各个政党、阶级需要发出声明以表明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一时间思潮涌起。其中自由派资产阶级本应是革命的领导阶级，但却无法承担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一味地妥协退让，一味地寄希望于和沙皇的合作以维持自身的利益，不敢发动彻底的革命也不能领导革命的前进。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对帝国主义阶段下俄国民主革命走向和前途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自由派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有力声讨和批驳。

在1905年的民主革命之中，社会民主工党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和动员作用，推动了革命的发展。但围绕着1905年俄国革命的前途等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内部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即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的分歧。孟什维克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又滞缓了革命的进程。社会民主工党在革命中的双重作用，与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裂密切相关。

与西欧国家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过程不同，社会主义政党在俄国建立并非易事，社会民主工党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社会民主工党的前身最早可追溯到1883年的劳动解放社。劳动解放社于1883年俄历9月在日内瓦建立，普列汉诺夫为劳动解放社的成立做出巨大贡献。这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也是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劳动解放社分别于1884年和1888年公布了两个纲领草案，“明确提出工人阶级的目标是以共产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其先决条件是要取得政权”，[4](P81)这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纲领奠定了基础。劳动解放社在19世纪80年代还与国内的小组取得联系，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为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做出了准备，因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俄历的3月1—3日（公历3月13—15日）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9人，会议决定正式成立社会主义政党并讨论了党的名称、组织等问题。但很快由于沙皇政府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迫害和抓捕，使得社会民主工党形同虚设。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工党的首领被抓捕，使得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群龙无首，党内出现了以马尔丁诺夫为首的经济派，对科学社会主义进行曲解。列宁在1900年结束流放之后，与普列汉诺夫等人创立了社会民主党人的第一份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星火报》。《星火报》作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阵地，批评了经济派的错误观点，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为1903年重新建党奠定了基础。1903年俄历的7月17日（公历7月3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了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成立。正如列宁在1920年写成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强调“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5](P135)

在1903年召开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时，参会代表成分复杂，因此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争议。社会民主工党内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分歧也在1903年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初见端倪。会上列宁与马尔托夫等人就党的组织问题产生分歧，主要围绕着党的纲领上是否写入“社会革命的必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普列汉诺夫虽然支持列宁的观点但为了尽可能维持党内的团结而努力进行协调，最后列宁本人辞去委员职务，使党内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星火报》也成为孟什维克把持的党的机关报。在1904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已分为两个中央机构，分别创办《星火报》和《前进报》。而1905年5月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则标志两派分歧的进一步公开化。

1905年俄历的4月12日至27日（公历4月25日至5月10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英国伦敦召开，来自党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党组织的24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4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会议。孟什维克自知在党内处于少数地位而拒不参加第三次代表大会，并于同年5月在日内瓦召开代表会议。第三次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时间上继起，并通过了各自的决议，即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和代表会议的决议。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决议是前进的、革命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党的正确策略和路线，与孟什维克形成的会议决议形成鲜明对比。如列宁所言：“他们制定决议并不是为了要领导无产阶级的斗争，而是为了跟在无产阶级运动的后面蹒跚而行”。[6](P545)两个决议在革命的领导权、同盟军及革命的最终目的上都存在原则上的分歧，两者的分歧不可调和且关系革命的前途。列宁认为有必要对代表会议的决议进行批评从而树立正确的革命策略，“这是党在三大后思想理论战线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2](P538)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具有明确的现实意义，很大程度上回应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分歧，破除思想的迷雾，确立正确的革命策略，以强化社会民主工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列宁思想谱系之中占据重要地位，是列宁早期思想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捍卫与发展。

列宁，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的俄历4月10日（公历4月22日）出生于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列宁的父亲是一位民主主义知识分子，虽然不是革命者但却尊敬反对沙皇制度的人。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列宁很小就同情沙皇专制下俄国民众的悲惨境遇。1887年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因卷入谋刺亚历山大三世案而被处死，“哥哥的死加强了他的革命倾向，但是他探索的是一条和他哥哥不同的、跟专制制度作斗争的道路”。[7](P5)列宁反思恐怖主义的做法，认为恐怖活动对革命工作有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在阅读他哥哥遗留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开始“向这些著作请教，劳动大众应该怎么进行革命斗争以谋求解放”。[7](P6)在喀山时期，列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的活跃成员。1889年移居萨马拉后，列宁系统学习外语尤其是德语，“为的是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同时还阅读了“秘密出版的俄国革命书籍，特别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劳动解放社’的文章”，[7](P7)这一时期的系统学习进一步提升了列宁的理论素养。1891年，取得法律毕业证书后列宁并没有忘却革命的决心，因此辞去律师助理的职务而移居到彼得堡，专心投身于革命运动。

列宁投身革命运动之余特别重视理论学习，同时革命活动的淬炼也使得列宁可以将理论与实践更好地相结合，陆陆续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初步阐发了列宁思想。早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写作之前，列宁就写作了《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进一步，退两步》等文章，批驳了民粹主义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素养和坚定立场。与此同时，列宁早期著作之中所蕴含的基本思想在列宁思想的体系中占重要地位，如《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重要性的强调与《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所阐发的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一脉相承。

通过对列宁的生平和思想轨迹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列宁早期思想的阐发一直贯穿着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评，这与当时的思想环境密不可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相继去世之后，加之资本主义时代出现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危机。不同的理论家开始重新思考、阐释马克思主义，其中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占据相当影响。伯恩施坦注意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合法斗争”的存在，淡化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鄙视和扭曲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并于1899年2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来全面地修正马克思主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第二国际内部造成了思想的混乱，使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领导机构中占据上风。

针对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第二国际内部的部分思想家，如倍倍尔、卢森堡等人捍卫马克思主义，对伯恩施坦进行了批驳。其中以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评最为系统全面。列宁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与国内的思想动态相联系，系统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批评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古伦特派（即孟什维克），从而避免了改良主义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俄国革命的影响。

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正本清源和开拓创新，列宁对修正主义及其变种思想的批评也体现了列宁思想逻辑的一以贯之。

列宁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践相结合，通过对孟什维克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驳斥从而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基本观点：革命的策略问题、武装斗争问题、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问题、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党的建设问题等。

1．关于革命的策略问题

革命的策略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分别通过的大会决议和会议决议具有明显不同的倾向，其中对革命策略问题也作出了不同的规定。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开篇就强调革命的策略问题。

首先，列宁强调了策略的重要性，革命策略关系党的生存问题。列宁认为策略是“确切规定整个党在新的任务方面或者是针对新的政治形势所应采取的政治行为。”[8](P6)党的策略是党的行动指南，因此党的策略关系革命的发展前景。为了发挥策略的作用，为了“教会革命一些东西”，为了麻痹民主派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列宁指出“需要我们对政治局面有正确的估计，需要我们有正确的策略口号”。[8](P2)列宁在强调策略重要性的基础上进而强调策略的正确性和原则性，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特色。

其次，列宁阐述了社会主义政党在民主革命中的策略。在强调策略重要性和正确性的基础上，列宁对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的两种策略进行对比，阐明了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策略，以“弄清楚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具体任务。”[8](P4)代表会议的决议同代表大会的决议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会议决议强调“革命对沙皇制度的彻底胜利，可能表现为来自胜利的人民起义的临时政府的成立，也可能表现为某个代表机关在人民的直接的革命压力下决定召开全民立宪会议的革命倡议”，[8](P16)其问题在于把潜在的胜利条件和彻底的胜利等同，混淆了革命事实上的胜利与口头上的胜利。同样会议决议虽然提出临时政府的问题，但只是强调君主制度的铲除而忽视共和制度的建立，问题在于没有从共和制的角度阐释临时政府的意义。通过对孟什维克的批评从而阐发了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列宁强调在民主革命之中必须联合农民，使临时政府成为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机关，社会民主党要加入临时政府并对临时政府施加影响。

列宁以破促立，揭露出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策略之间的根本分歧，从而系统阐发了民主革命的策略问题，为社会主义政党提供了理论先导。

2．武装斗争的问题

武装斗争的分歧是由策略问题而衍生出来的。孟什维克的会议决议只是泛泛地讨论了一般的起义，回避了武装起义是否必要等问题，更强调发挥“立宪会议”的作用，强调经济领域的斗争。列宁则根据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和对革命运动发展状况的把握，明确提出组织无产阶级举行武装起义反对专政制度是党最重要的、刻不容缓的问题。

列宁强调革命起义的必要性，革命的胜利必不可免地要依靠军事力量和群众武装，而不是用合法的、和平的方法建立起来的机关。列宁批评新星火派和解放派“羞答答地闭着眼睛不看力量和政权仍然在沙皇手中的事实，忘记了要‘立’就需要有力量来立的道理。”[8](P16)同时孟什维克对武装起义只局限于一般的宣传而不行动起来，是毫无生气的说教，是对革命的背叛。因此列宁进一步将革命起义上升到道路的高度，起义是“取得人民对沙皇制度的完全胜利、争得民主共和制和真正的政治自由的唯一道路”。[8](P105)

列宁通过对改良主义的批评，找到了民主革命的正确道路，体现了无产阶级彻底的革命性和先进性。

3．在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问题

领导权问题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分歧的焦点之一。

孟什维克认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基于对民主革命的狭隘认识，孟什维克呼吁无产阶级不应该参加临时政府，“不致在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彻底的和自私自利的政策作斗争时束缚住自己的手脚，不致溶化在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无产阶级的身份是“应当始终如一地做一个持极端革命反对派态度的政党”。[8](P26)

列宁尖锐批评了代表会议决议的言论，强调要实现真正的“彻底胜利”。列宁认为孟什维克的观点看似真知灼见，实则是导致革命的退步，使其政治水平降低到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列宁主张要将革命向前推进，为了排除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就要提出临时革命政府和共和制的两大口号。所谓的彻底的胜利，并不是新星火派所说的那种“彻底胜利”，而是“一个以农民和无产阶级的成分占优势的革命。”[8](P29)也就是说，相较于会议决议使政治水平降低的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水平，相较于会议决议的不彻底，列宁努力将农民提到革命的高度以实现彻底的革命。

列宁分析了民主革命中各阶级的地位和状况。强调无产阶级和农民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列宁忽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相反列宁坚信俄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认为俄国革命对于无产阶级更加有利，并主张要实行彻底的资产阶级改革以促进无产阶级的发展。这一点与新星火派有很大区别，新星火派狭隘地理解资产阶级革命，以为“资产阶级革命是只能产生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结果的革命”。[8](P31)但列宁同时注意到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革命，资产阶级具有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对资产阶级更有利的是要资产阶级民主方面的种种必要的改革比较缓慢地、渐进地、谨慎地和不坚决地进行，即用改良的办法而不用革命的办法进行”。[8](P32-33)相较于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列宁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所以具有彻底的勇气，“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却使它成为彻底的民主主义者”。[8](P33-34)

列宁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基于对俄国各阶级的分析，列宁认为俄国革命应该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领导，“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8](P34)列宁的这一表述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表明列宁并非照搬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经验，而是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的现状提出的合乎实际的回答。

列宁对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论证驳斥了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的攻击，更加暴露了孟什维克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同时也为民主革命找到了坚强的领导者。

4．农民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

农民问题同样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争执的问题，两者的争论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农民在革命中的态度不同。孟什维克完全寄希望于自由派资产阶级，在同盟者问题上忘记了农民，忽视了农民的作用，甚至担心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参与使得资产阶级退出。而布尔什维克强调无产阶级要重视联系农民，将农民群众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主张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联盟来实现彻底的革命。

列宁重视同农民的联系，强调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列宁将工农联盟与民主革命的胜利联系起来，认为工农联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是无产阶级得以发挥其革命性的保障，“无产阶级要在和不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派作斗争时不致被束缚住手脚，就应当有充分的觉悟和足够的力量把农民提高到自觉革命的程度，领导农民举行进攻”。[8](P42)同时列宁还批评了孟什维克的工农联盟会促使资产阶级退出革命的观点，强调了农民对于扩大革命范围的重要性，“只有当资产阶级退出，而农民群众以积极革命者的姿态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的时候，俄国革命才会开始具有真正的规模”。[8](P83)换而言之，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盟，而非单独的资产阶级。

列宁积极主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的建立。列宁强调“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要防止这种危险，除了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以外是没有别的办法的。”[8](P42-43)可以说，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工农联盟思想的具体表现，是社会民主党革命纲领的必然要求。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是民主主义的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专政，反映的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民主主义和争取共和制问题上的意志统一，这对于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意义重大。

列宁还强调开展对农民阶级的教育。虽然重视农民的同盟者地位，重视无产阶级同农民的革命专政，但列宁同样意识到农民与无产阶级之间存在区别。农民之中有半无产者和小资产阶级分子，因此在民主革命时候可以与无产阶级利益一致，但在社会主义革命时候可能利益不一致，农民阶级自身具有不稳定性。列宁对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进行了区分，认为农民和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有本质区别，因为“农民现在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无条件地保护私有制，不如说是夺取私有制主要形式之一的地主土地。农民虽然不会因此而成为社会主义者，不会因此而不再成为小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能够为完全而又极其彻底地拥护民主革命的力量”。[8](P81)因此农民可以成为完全的革命的力量。为了发挥农民的革命性，也为了克服农民的不稳定性，列宁提出了农民教育的课题，认为“给农民以教育的革命事变进程不因资产阶级叛变和无产阶级失败而过早地中断，农民就必然会成为这样的力量。在上述条件下，农民必然会成为革命和共和制的支柱。”[8](P81)列宁对农民的教育与其灌输理论具有相通之处，这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特色。

列宁从工农联盟、工农革命民主专政和农民的教育等方面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者的相关问题，强调了农民的重要性，为发展和推进民主革命乃至社会主义革命找到了同盟军。

5．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

对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不同理解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思想分歧的理论基点。对革命阶段的理解不同，也导致各自的革命步骤和手段不同。

孟什维克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有漫长的停顿时期，要有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时期。直到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总人数占多数的时候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没有忽视革命存在的两个阶段，同样认为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区别的、两个不同性质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不能混淆起来。但列宁对于两个阶段的认知更加富有弹性，诚如列宁所说的“难道可以否认前后两种革命的个别的、局部的成分在历史上互相交错的事实吗？”[8](P68)

首先，列宁承认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列宁虽然强调革命的转化，但列宁同样注意到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列宁在文中不止一次地强调无产阶级不能一味追求社会主义，忽视民主革命的任务则是反动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当然只是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暂时的、临时的任务，但是在民主革命时代忽略这个任务，就简直是反动了”。[8](P69)民主革命阶段的任务是政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是社会革命，政治革命最终要引向社会革命的轨道，但不能忽视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次，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联系，统一于革命过程中的两个环节。列宁将民主革命视作革命的第一步，之后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比作革命第二步。列宁主张尽快地完成民主革命，取得革命第一步的胜利，建立共和制和临时政府以无情地打击反动派，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奠定政治基础。列宁认为“我们的口号无条件地承认不能直接越出纯粹民主革命范围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是它同时又把当前的这个革命推向前进，努力使它具有一个最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形式，因而也就是力求最大限度地利用民主革命，使无产阶级下一步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得以最顺利地进行。”[8](P70)

列宁关于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断既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社会民主革命党）对无产阶级参加并领导民主革命的贬低，也驳斥了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为一谈的荒谬言论。列宁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断蕴含了唯物辩证法的精髓，解决了俄国革命发展的次序（阶段）问题。

6．关于党的建设问题

党的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要课题，在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尤为重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并非专门论述党的建设问题，但相关表述之中也蕴含党建的丰富思想。

列宁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在针对孟什维克对无产阶级参与政权的攻击，为了回应无产阶级被消融的提法，列宁指出“社会民主党人永远不应当而且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无产阶级为了争取社会主义，必然要同最主张民主共和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社会民主党就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8](P68)这一表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立性原则的生动体现，也是革命时期加强党建的关键环节。列宁强调党的建设从而增强了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早期的代表性著作之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批驳了伯恩施坦主义，维护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也造成了各国内部的思想混乱。在俄国，深受伯恩施坦主义的影响，立宪民主党和孟什维克都具有强烈的改良主义色彩，他们忽视革命而强调经济方面的斗争，这与伯恩施坦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歪曲有相似之处。因此列宁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着重批判了“伯恩施坦主义在俄国的变种”，批评了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古伦特派（即孟什维克），从而进一步驳斥了伯恩施坦主义，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地位。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是列宁革命思想阐发的代表作，通过对比论证从而系统阐述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工农联盟、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等思想，构成了列宁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列宁之后的诸多思想都能在本文中找到源头，因此《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列宁主义中占据重要地位。

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科学，其科学性在于经受实践的检验和发展。列宁基于俄国国情而提出的革命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其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民主革命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武装起义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而且为1917年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工农民主专政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民主专政理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转化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通过对两种策略的对比从而阐明了社会主义政党在革命中的地位和角色，捍卫了布尔什维克，推动了包括俄国革命在内的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写作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回应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列宁通过将代表会议的决议与代表大会的决议进行逐一对比，从而揭示了孟什维克的不彻底性和机会主义错误，如片面依靠资产阶级而拒绝无产阶级和农民、不去宣传革命而聚焦于当前的改良工作、片面强调民主革命的长期性等。列宁进而从思想的源头来考察孟什维克的不彻底性，将孟什维克的错误归结为其思想受到经济派的影响，沦为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尾巴。列宁对孟尔什维克的分析可谓鞭辟入里，揭示了孟什维克在思想和策略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背离，从而维护了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团结，特别是推动了布尔什维克的发展。

列宁从俄国的具体实践出发而写作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驳斥了孟什维克对工农民主专政、武装起义的批评，解决了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革命道路、革命的同盟者、革命前途等问题。在此之后，俄国的民主革命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列宁领导工人阶级和农民开展运动，同沙皇政府和国家杜马进行坚决的斗争，将俄国革命向前推进一步。这些理论经受住了俄国革命的检验，同时也为后来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和实践基础。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帝国主义时代下各民族国家的发展深受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与压迫，又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这与俄国的革命背景有相似之处。列宁关于俄国革命的思考对其他民族国家的解放运动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为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向前发展。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中国传播的最早版本是1929年8月20日上海中外研究学会出版的陈文瑞译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在中国传播之际，适值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探索，双方互为配合，有力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列宁强调“无产者不要避开资产阶级革命，不要对资产阶级革命漠不关心，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相反地，要尽最大的努力参加革命，最坚决地为彻底的无产阶级民主主义、为把革命进行到底而奋斗。”[8](P34)列宁坚信只有无产阶级的参加才能实现革命的彻底胜利，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是革命胜利的保障。党的领导也是我们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但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的认识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随着实践而深化的过程。在国民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忽视弱化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在革命中忽视革命领导权的夺取而且一味地对国民党妥协退让。在民主革命之中放弃对领导权的争夺也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的原因之一。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借鉴历史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从而推动了革命态势的前进。彭德怀曾回忆道：“（1933年11月前后）接到毛主席寄给我的一本《两个策略》，上面用铅笔写着（大意）：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9](P183)毛泽东也曾数次阅读《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由此可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对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起到了深远影响。

列宁关于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关系的论断对中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1922年中共二大召开之际，在列宁的影响下，开始意识到革命阶段的不同根据革命的发展情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但在具体革命实践中，党也因混淆革命的发展阶段而遭受惨重损失。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10](P655)科学回答了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时代课题。毛泽东的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是对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创新，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产物。革命分为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与列宁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毛泽东也强调：“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10](P655)革命处于新民主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这是毛泽东对列宁思想的超越和创新。列宁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论述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渊源之一。总之，《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传播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的探索交相辉映，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波诺马廖夫主编.苏联共产党历史，第2卷[M].郭值京，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 高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纲（1847—1917），下卷[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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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 普·凯尔任采夫.列宁传[M].企程，塑望译.上海：三联出版社，1975.

[8] 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9] 彭德怀自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参照《毛泽东年谱》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16页.

[10]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