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2月19日至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时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的一系列谈话。这一谈话，是毛泽东当年“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的历史记录，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的经典文本和重要文献。毛泽东的这一谈话离现在正好过去60年了。甲子轮回，沧桑巨变;六秩岁月，光辉依然。60年过去了，毛泽东在这一谈话中呈现的理论意蕴、思想智慧和学理依循，至今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时代的发展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关于读书的建议》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越来越实际地成为中国共产党国是论衡的聚焦点。面对这一实际，毛泽东继1956年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1957年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之后，在1958年及之后几年，多次提出全党要学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1958年11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初期出现的问题，主要是浮夸风和“共产风”问题深感不满，提出了许多尖锐的批评意见。结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毛泽东感到，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1958年11月初，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首先提出要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问题。在11月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到，斯大林的这本书是“有些问题，但是还很可以值得研究，不要轻易全部否定它。它是有分析的”。斯大林在这本书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过去谁也没有提出过，或者只是略为涉及。毛泽东有针对性地提出:斯大林认为“计划经济这个法则是客观的，跟以人们的意志制订的东西要加以区别，这很值得研究。”不顾客观的经济规律，只凭人们的主观意志办事，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的。毛泽东提到:“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快越好。实行共产主义是要有步骤的。”针对会议正在讨论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存在的某些“偏向”，毛泽东指出，出现这些“偏向”的理论上的症结，就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问题。“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毛泽东的结论就是:“不能孤立地看商品生产，斯大林的话完全正确，他说:‘决不能把商品生产看作是某种不依赖周围经济条件而独立自在的东西。’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泽东批评的这些“偏向”，当时在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领导中都存在。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同时还提出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指出:“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除了斯大林这本书跟那个教科书以外，成篇的东西，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过。”除此，还提出要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为了强调读这三本书的重要意义，11月9日在会议期间，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的委员们写了一封题为《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提到:写这封信，“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上，毛泽东的这封信，有着独特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在这封信中，毛泽东提出的问题，不仅对于纠正当时党内各级领导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解中存在的那些“偏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毛泽东在信中意味深长地提到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发展包括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毛泽东提出问题主要有：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要“用心读”，特别要“随读随想，加以分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包括这一时期毛泽东多次提到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所谓“用心读”，重要的就是要读懂弄通这些著作中蕴含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方法，开动脑筋、联系实际，有“分析”地学，特别是要厘清其中“正确”“不正确”“不大正确”“模糊影响”“不甚清楚”等方面的问题。

第二，“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做实际经济工作的，要理论联系实际;做理论工作的，特别是进行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更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空发议论是得不出政治经济学的正确结论的。

第三，要澄清是非、甄别真伪，“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经济建设上忙于上产量、上速度，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偏向”，毛泽东提出“澄清是非、甄别真伪”的问题更有其现实意义。能否以“清醒的头脑”来理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方位和基本态势，也从来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毛泽东在写这封信的第二天，就在会上批评那种试图取消商品经济、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做法。他提到:“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我们建国才九年就急着不要商品，这是不现实的。”他还指出:“河南提出四年过渡到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我们搞革命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曾经耐心地等得民主革命的胜利。搞社会主义没有耐心怎么行?没有耐心是不行的。”毛泽东耐心地说服和教育各级干部，要实事求是地看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在思想认识上保持“清醒的头脑”是至关重要的。

第四，要澄清“混乱思想”，特别是对那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是停留在书本上，一遇到具体的实践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混乱思想”产生的根源，在于迷信“本本”上的“条条”，在于理论不能与经济关系实际的密切结合。这就像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基本问题，既有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风和方法问题，也有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目标与指向问题。这些基本问题的思想内涵和理论价值就在于，如何把毛泽东1956年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时提出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运用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在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信之后一年，从1959年12月开始，一直到1960年2月，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以自己提出的“三五个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的方式，专门读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在这三个月间，毛泽东与陈伯达、胡绳、邓力群和田家英等人一起，逐章逐节地研读了这本教科书。在研读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主要理论观点作了阐释。

二、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正确的世界观和科学的方法论为指导、为基础，这一观点贯穿于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全部内容之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而对生产关系要研究清楚，必须一方面联系研究生产力，另一方面联系研究上层建筑对生产关系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毛泽东认为:“我们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作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问题。”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生产关系，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过程中的。社会基本矛盾，无论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还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不平衡是绝对的”，它们之间相适应“或者说它们之间达到平衡，总是相对的”。毛泽东指出:“平衡和不平衡这个矛盾的两个侧面，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平衡，没有不平衡，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就不能发展了，就固定了。”因此，在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必须把握社会主义矛盾之间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关系，“有了这样的观点，就能够正确认识我们的社会和其他事物;没有这样的观点，认识就会停滞、僵化”。

同时，毛泽东也提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生产力和上层建筑这两方面的研究不能太发展了。生产力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了;上层建筑的研究太发展了，就成为阶级斗争论、国家论了。”在这里，毛泽东强调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生产关系，但是，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难得分家。不涉及上层建筑方面的问题，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的问题不容易说得清楚。”例如，《教科书》的偏误就在于，它虽然提到了国家，但对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却“没有加以研究”。

政治经济学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这既是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显著特征。2013年12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以“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更好认识规律更加能动地推进工作”为主题的学习会上提出:“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上层建筑也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作用和反作用的现实过程，并不是单线式的简单决定和被决定逻辑。”“只有既解决好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的问题，又解决好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的问题，这样才能产生综合效应。同时，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习近平从“物质生产”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出发点切入，结合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实际，对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的精神作出了适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实际的新的阐释。实际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的认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都是以这一世界观和法方法论为基础、为指导的。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集中体现于如何认识和运用经济规律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揭示经济规律的本质，也要发挥好经济规律的作用。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就谈到:“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政治经济学中的“规律”，既有作为对象的客体运动的规定性，也有作为现实运动中主体认识的规定性。主体所认识的规律是否符合客体运动规律本身，涉及到政治经济学中经济规律的本质和人们对这一本质认识的同一性问题，这也是哲学上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毛泽东认为:“规律是在事物的运动中反复出现的东西。规律既然反复出现，因此就能够被认识”，但是“规律自身不能说明自身。规律存在于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应当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中来发现和证明规律。不从历史发展过程的分析下手，规律是说不清楚的。”毛泽东以经济计划规律的认识和应用为例，提出:“我们对规律的认识，不是一开始就是完善的。实际工作告诉我们，在一个时期内，可以有这样的计划，也可以有那样的计划;可以有这些人的计划，也可以有那些人的计划。不能说这些计划都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实际上是，有些计划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合乎规律，有些计划不合乎规律，或者基本上不合乎规律。”这些“计划”是否“合乎规律”，实际上就是“人的计划”是否正确合乎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客观规律的问题。毛泽东特别提到:“计划是意识形态。意识是实际的反映，又对实际起反作用。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就说明，像计划这类意识形态的东西，对经济的发展和不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快慢，有着多么大的作用。”因此，人们对规律认识的程度，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也是一个经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在根本上，“问题在于能否掌握有计划发展的规律，掌握到什么程度;在于是否善于利用这个规律，能利用到什么程度”。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把毛泽东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这些思想，运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中，强调认识经济规律、把握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在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谈到贯彻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时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要求我们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贯彻各项大政方针。”这一论述中“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规律”“通过科学方法”等关键词，深刻地体现了毛泽东对经济规律认识的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中的运用。在阐释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问题时，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并且提出“发展必须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必须是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拓展了政治经济学“规律”问题的内涵，从“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关联上来看待发展问题，增强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经济发展规律”的新内涵。

三、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及其根本特征的探讨

正确判断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其根本特征，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的重要论题。1959年12月10日，读《教科书》的第一天，毛泽东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什么叫做建成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很有文章可做”;二是《教科书》关于“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的“提法好”的原因所在。

对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不仅是准确把握政治经济学对象的重大问题，而且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12月18日，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他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同时，毛泽东还提到，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

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12月19日，在读到《教科书》关于“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建立”问题时，毛泽东指出，从各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来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并不表明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就已经发展起来了。从更为恢弘的世界眼光来看，“一切革命的历史都证明，并不是先有充分发展的新生产力，然后才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而是要首先造成舆论，进行革命，夺取政权，才有可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消灭了旧的生产关系，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这样就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在世界历史上，代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显著发展的工业革命，并没有发生在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之前，而是在这之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大发展，也不是在上层建筑革命之前，而是在这之后。正是在“先把上层建筑改变了，生产关系搞好了，上了轨道了，才为生产力的大发展开辟了道路，为物质基础的增强准备了条件。”毛泽东认为:“当然，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生产力的一定发展所引起的。但是，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例如，“在英国，是资产阶级革命(十七世纪)以后，才进行工业革命(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法国、德国、美国、日本，都是经过不同的形式，改变了上层建筑、生产关系之后，资本主义工业才大大发展起来”。对于社会主义发展来说，通过生产关系的革命和上层建筑的变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发展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力，势必成为最重要的目标和最根本的任务。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建立，还处在“不发达的阶段”，更应该在解放社会生产力时，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重要目标和根本任务。

毛泽东阐释的关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之间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就提出:“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讲全”，就是要求从社会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结合的整体关系上来看问题;“讲全”解放社会生产力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2018年，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经济发展有了历史性飞跃，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外资流入第二大国，我国外汇储备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中国人民在富起来、强起来的征程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启示我们: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坚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之一。

 “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重要特征在于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发展问题为重要论题，其中包括政治经济学理论、范畴的发展问题。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几次提到“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范畴的发展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提出:“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因而“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经济范畴的历史性是由生产的社会关系的历史性决定的。毛泽东提到:“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毛泽东提出的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就是:“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范畴的内涵及其本质规定性，总是要随着经济社会关系及其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破除经济范畴的非历史性的观点。

经济范畴的历史规定性是由社会发展过程的根本性质决定的。社会发展过程在其根本性质上，既有异质的阶段发展问题，如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社会的质变过程;也有同一社会发生的不同阶段的演进过程，这是量变的过程和量变中的部分质变的过程。毛泽东指出:社会阶段发展中的“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无论是在“量变”“部分质变”还是在“质变”过程中，经济范畴的内涵都会发生历史性的转变，其中同样包含着“量变”“部分质变”或者“质变”的因素在内。无论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自身的量变过程，还是在向“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转变的量变基础上的部分质变过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和范畴的内在规定性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得到新的应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在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时，习近平就提出了如何历史地看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发展问题，以及相应的范畴内在规定性的变化问题。他认为:“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发展，从十四大以来的20多年间，“我们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范畴的内在规定性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习近平指出:“中央认为对这个问题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条件已经成熟，应该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对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中，习近平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从国家治理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新的内涵。到十九届四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成要素之一，这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范畴的新的认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认识的过程，也如毛泽东所认为的:归根结底，“一切事物总是有‘边’的。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不断地进行的，每一个阶段也是有‘边’的。不承认‘边’，就是否认质变或部分质变”。

四、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发展问题

对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问题，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的重要内容。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就对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问题作了阐释，其要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十大关系”中，经济关系是主要的和重点的关系，也是处理好其他各方面关系的基础和前提，“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二是在“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先对五大经济关系作出探讨，然后逐次展开对中央和地方、党和非党、革命和反革命、是和非、中国和外国等关系的探讨，“十大关系”实质上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和党的建设及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等关系的全面探索;三是提出“关系”就是“问题”、就是“矛盾”，解决矛盾的出路就在于坚持“从发展的观点看”的思想方法，在于树立适合于经济建设实际要求的发展理念。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发展问题作了新的阐释，其理论要义在于：

其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的全面性。1951年12月，毛泽东在《实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中就提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并逐步完成农业社会化。但是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1957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奋斗目标。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第一次对“四个现代化”作出整体概括。之后，1960年，毛泽东再次提出“建设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科学文化和现代化的国防”的奋斗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最为集中地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目标的全面性。

其二，立足于中国具体国情，掌握和应用好经济规律。12月10日，在开始读《教科书》时，毛泽东就对《教科书》中关于“每一个脱离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国家中必然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说法表示赞成，认为“这个提法好”。在对经济规律作用的把握和应用时，要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毛泽东提到，“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但其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把农业发展忽略了;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我们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我们实行的几个同时并举，以工农业同时并举为最重要。”这里讲的“并举”，“并不否认重工业优先增长，不否认工业发展快于农业;同时，并举也并不是要平均使用力量”。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讲，“只要我们能够使农业、轻工业、重工业都同时高速度地向前发展，我们就可以保证在迅速发展重工业的同时，适当改善人民的生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曾经指出，正像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都会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但构成语言发展的并不是这些共有的规律和规定，而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中，对生产一般的规定抽象出来，正是为了不至于因为有了生产一般中的“统一”的规定，而忘记不同社会、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生产的“本质的差别”。在马克思看来，在对“物质生产”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理解中，已经内在地包含了对经济规律的一般性质和经济规律具体运用中特殊性质的理解。毛泽东对经济规律一般规定和具体应用的理论观点，正是马克思经济思想和方法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和发展。

其三，要坚持综合平衡，全面处理好经济过程的矛盾和问题。要处理好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要理解经济运行的螺旋式发展和波浪式发展的特点，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初几年发展特征的概括。毛泽东在读《教科书》谈话时提出:“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在各方面、各部门、各个部门的各个环节都存在，不断地产生，不断地解决”;事物的这种矛盾运动，同样存在于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因此“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重要的是，要清楚地认识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能够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使不平衡得到调节，但是不平衡并不消失。”

其四，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要讲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矛盾，其中特别要注意，“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毛泽东认为，这种生产关系与经济活动的管理过程相联系，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同时，这种生产关系也体现在经济过程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各环节中，如“所有制方面的革命，在一定时期内是有底的，人们在劳动生产和分配中的相互关系，总要不断地改进，这方面很难说有什么底”。在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中，如果只见物、不见人，如果只看到物与物之间的所谓“资源配置”、而排除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在根本上背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

其五，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而人民的需要总是一个“逐步满足的”的过程。同时，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不仅同生产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且也同国家经济发展的整体布局有着重要的关系。毛泽东高瞻远瞩，从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整体布局上提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

其六，全面理解“建成”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在读《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多次提出社会主义“建设”和“建成”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建成”社会主义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1959年12月31日，是即将进入60年代的最后一天。《人民日报》将在第二天发表题为《展望六十年代》元旦社论。社论提到，在60年代，我们如果在主要的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还是要看到“中国的工农业产品按人口计算起来，水平也还不高或者不很高”。毛泽东在这一天读到元旦社论送审稿时，把其中的“不高或者不很高”，改为“是很低的，同英国比较起来，还是很落后的”。这种战略性的估计，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的一种清醒的认识，也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建成”关系问题的一种科学的解释。

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建设问题探讨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是毛泽东读《教科书》谈话中集中思考的问题。1959年12月30日，毛泽东读《教科书》已过大半。这一天，他在给李纳的信中谈到:“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学问。”1960年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读《教科书》问题时指出:“读的方法是批判的方法，不是用教条主义的方法。”“搞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要用“批判的方法”，而不用“教条主义的方法”，贯穿于毛泽东读《教科书》的全过程。就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而言，毛泽东也确实在用“批判的方法”探究其中的重要问题。

在所思考的诸多问题中，毛泽东对写出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著作问题尤为关注。12月10日，在读《教科书》的第一天，他就提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只有这一条是不行的，还“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就像我们过去，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日战争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在读《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认为，《教科书》的不足就是“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究其原因，还是“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一种意识形态成为系统，总是在事物运动的后面。因为思想、认识是物质运动的反映。”因此，“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至今还不过四十多年，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还不成熟，离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还很远。现在就要写出一本成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受到社会实践的一定限制”。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为基础，不断探索、接续奋斗，我们是能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

在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问题的思考中，毛泽东提出了以下一些基本观点：

一是针对《教科书》“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的缺陷，毛泽东强调，写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在对《教科书》评价时，毛泽东批判性地提出:“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教科书》的“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二是要注重运用马克思《资本论》的分析方法，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出发。1960年2月9日，毛泽东在读《教科书》的最后一天再次谈到，“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这就是说，“当作一门科学，应当从分析矛盾出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科学”。

三是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注重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提高认识、完善理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或体系的形成，“不要有个过程，不要经过成功和失败的比较，不要经过曲折的发展，这都是形而上学的看法。”毛泽东认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并根据对必然的认识成功地改造客观世界。这个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圣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也还是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实践在发展，理论也要接续发展;发展的理论能够指导实践，在新的实践中理论发展得以赓续。“拿我们自己的经验来说，开始我们也不懂得搞社会主义，以后在实践中逐步有了认识。认识了一些，也不能说认识够了。如果认识够了，那就没有事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理论体系，总是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实际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的。

四是要高度重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结合。《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看起来，《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的著作。规律本身不能说明本身”。

要写出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实现“两种人、两个方面”的结合，即“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不仅“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要结合起来，还要有辩证的思维方法，“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五是“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要同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社会主义“通史”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于“研究通史的人，如果不研究个别社会、个别时代的历史，是不能写出好的通史来的。研究个别社会，就是要找出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把个别社会的特殊规律研究清楚了，那末整个社会的普遍规律就容易认识了。要从研究特殊中间，看出一般来。特殊规律搞不清楚，一般规律是搞不清楚的”。在回顾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经济关系变革的历史过程时，毛泽东提出，中国在由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的历史过程，有对民族资本的改造，也有对官僚资本的没收，而且“我们在处理资产阶级的问题上，有很丰富的经验，创造了许多新的经验”。如果不从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历史发展的过程的分析入手，就不能真正地揭示其中的本质及其规律。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究竟怎样写才好”问题的思考，虽然形成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时期，但其中包含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体系建设和发展的道理，产生着长远的影响。

25年以后，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关系有了长足发展，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有显著进步。1984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邓小平不无感慨地说:这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意蕴，在“初稿”上实现了毛泽东当年要写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期盼。

又过了31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上成就非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拓新。2015年中央政治局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会上，习近平提出:“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正在实现毛泽东60年前提出的要写好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夙愿。

作者简介：顾海良，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教授

文章来源：《毛泽东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