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章:纪念列宁诞辰150周年 | 列宁晚年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摘要

 

列宁晚年对如何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和进行改革创新,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工作的首位,必须利用好商品经济机制和非公有经济。

列宁晚年的这些思想为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成为改革开放理论和实践的源头活水。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将列宁晚年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列宁晚年思想是指1920年底以后,结合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现实所进行的理论探索,主题是关于在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的国家里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充分肯定了列宁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要摆脱固有观念的束缚和进行改革创新

列宁认为建设社会主义不能拘泥于固有的观念。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了实践,但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苏俄领导人只能按照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简单描述,并结合紧张的战争环境的客观需要,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结果是让农民承受了沉重的负担,造成了工农尖锐对立的严峻形势。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列宁没有拘泥于社会主义的固有观念,而是在尊重实践的基础上勇于反思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的失误,包括脱离俄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客观实际,企图通过直接而迅速的手段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按照共产主义原则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来组织全国产品的生产和分配。

列宁曾经批评教条主义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因为他们“单靠引证马克思关于另一历史时代的某一论述,来解决当前发生的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据此,他能够直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误,与时俱进地郑重宣告“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

列宁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先河。列宁顺应时势的现实需要,提出了一系列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改革措施,如: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商品经济和一定范围的私人贸易,允许部分工业企业的非国有化,允许私人开设小型工业企业,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加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交往与合作,等等。

这些切合俄国实际状况的改革创新之举,在实践上取得了立竿见影的良好效果,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经济发展逐渐恢复正常,工农联盟获得巩固,社会形势趋向稳定。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列宁晚年思想中汲取了丰富的智慧和巨大的力量。他们从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出发,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摆脱了极左思想的束缚,冲破了各种形式的本本主义和僵化教条,认识到社会主义虽然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因此,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新的实际进行了大胆的理论创新,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等新的理论概括。例如,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全面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从而在理论层面上把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区分开来,深化了列宁晚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人在认真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和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能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开始系统地纠正“左”的错误,推出了一波又一波的改革开放举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就。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放在工作的首位

坚持人民性原则是列宁晚年思想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共同价值取向。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人民最迫切的需要无外乎是改善自己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而要实现人民群众的这个愿望,必须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工作的重点。

列宁在晚年明确提出,评判工作状况和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生产力发展水平:“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就是因为它从俄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实际出发,尊重广大农民和工人改善生活水平的愿望,把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促进生产力发展作为工作重心。

与此同时,考虑到俄国小农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客观现实,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谨慎地对待农民,也就是需要通过一系列特殊的过渡办法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此,俄共(布)在列宁的倡议下,果断废止了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余粮收集制,代之以农民喜欢的粮食税,并逐步放开农民的自由贸易;放弃了创办农业公社和劳动组合等形式的集体农庄设想,主张改行合作社这一容易为农民所接受的简便易行的组织形式。这些政策赋予了农民一定的经营自主权,改善了工农关系,从而很快实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目标,带来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平稳发展。

与列宁晚年主张一样,中国改革开放也主要是为了解决生产力发展缓慢和农业发展落后的问题。事实上,社会主义优越性归根到底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上,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发展才是硬道理”,用党的十九大报告的话来说就是要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个新时代的主要矛盾。

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评判改革开放是非曲直和得失功过的标准。

在实践上,中国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俄类似,将改革农村生产关系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充分尊重广大农民群众的个人意愿和自主性要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解决了中国几千年都解决不了的温饱问题,快速改变了物质匮乏的落后面貌。率先开始的农村改革不但为随后的全方位改革开放奠定了实践基础,而且还释放了约8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为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和城市化进程提供了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生力军。

1978年我国实行联产承包制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好商品经济机制和非公有经济

由上可知,要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首要的工作就是如何实现生产力的又好又快发展,而要实现生产力又好又快发展的目标,除了上述的调整农业政策之外,还需要利用一些发展生产力的现代手段,特别是要利用好商品经济机制和非公有经济,这是列宁晚年思想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又一个共同点。

首先是要利用好商品经济机制这个手段。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列宁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和商品交换的思想。他鉴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因为消灭了商品经济而“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的问题,认识到商品经济机制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是苏俄摆脱经济困难和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道路,所以在新经济政策中包含了充分利用市场发展经济的思想,如流转自由、贸易自由和商品交换。

他还提出要在国营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制,要在包括工人、农民、苏维埃职员在内的所有劳动者当中实行奖励制度,在各个部门实行个人负责制。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国家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要“以市场为基础”,要在“国家的正确调节下”活跃国内商业,把苏维埃经济整个“同市场、同商业”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在某种意义上突破了社会主义就是纯而又纯的计划经济的思想观念。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但继承了列宁关于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而且将其发展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新阶段,成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指出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是不正确的,提出“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命题。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一直沿着市场化导向进行经济改革。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和市场作为区别社会制度根本属性的僵化观念,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此后,我国逐步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越来越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不断提升,长期被压抑的市场活力也得到了火山般的爆发,进而迅速提高了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其次是要处理好社会主义与非公有经济的关系。充分利用好非公有经济,包括国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以租让制、租赁制等作为表现形式的国外资本主义经济,是列宁晚年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又一个突出创新。

列宁根据俄国小农经济和宗法式经济占优势的实际状况,认为不利用旧有经济基础而直接过渡到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想法,是“左”派幼稚病的表现和小资产阶级的空想。他指出作为小商品生产和自由贸易必然产物的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得到发展,苏俄只有将资本主义“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他说的“有可能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列宁还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而是批判、继承的关系,学习、借鉴的关系,利用、改造的关系,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文明成果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而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财富,无产阶级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的资本,学习资本主义的技术和管理经验等文明成果,才能建成社会主义。

他还为此提出了一个用资本主义的方法建设社会主义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为了创造学习和利用国外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的良好环境,他批判了狭隘的爱国主义论调,主张要与西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实现与它们的和平共处。

列宁关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思想,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适应市场导向的改革进程,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从而逐步由较为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转变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非公有经济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今天已占据了中国经济版图中的半壁江山,贡献了60%的GDP、70%的技术创新、80%的就业岗位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既有对立斗争的一面,又有继承、学习、借鉴、利用和合作的一面,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的相对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据此,我们首先作出了当今世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的重要判断,努力改善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外交关系,不搞军事对抗,不搞意识形态竞争,加强同他们的友好合作和经济交往。通过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广度与深度,我们充分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建成了世界近乎完整的产业体系,成为了世界的制造业大国,拥有了世界庞大的供应链能力。

 

作者:王文章,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社会发展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0年第4期,原标题“列宁晚年思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