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习近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论述

2019年，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阶段，三大攻坚战进入关键阶段，“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工作任重道远。面对复杂的经济工作局面，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社会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稳中求进，扎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各项经济指标符合预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重大进展。

2019年，习近平在领导部署经济工作时，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建设实践发表了许多重要的讲话，主要体现在2019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要会议讲话当中。这些讲话对于新时代如何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起到重要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一是2019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2019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情况。[①]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进展，要正确认识面临的短板问题，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要勇于破题、善于解题，抓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

会议强调，一年一度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党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式。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既是做好经济工作的要求，也是重大政治责任。对会议提出的一些重大思路、举措要进行细化，突出抓好重点工作落实。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打好三大攻坚战，抓住用好新机遇，推动改革开放取得新的重大成果。

二是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研究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问题、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水平问题。[②]

 会议肯定了区域发展的成绩。会议指出，当前我国区域发展形势是好的，同时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式。习近平强调，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空间治理，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

会议强调了区域经济布局的重要工作。要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商品和要素市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改革土地管理制度，增强土地管理灵活性；要完善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全面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要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实现全民振兴；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打造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的产业链，建立共性技术平台，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

三是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会议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方面“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运行机制方面的优势是：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公平分配方面的优势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发展动力方面的优势是：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会议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三）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五）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四是201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19年12月10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9年经济工作，分析当前经济形势，部署2020年经济工作。[③]

会议肯定了2019年经济工作方面的成绩，指出取得成绩的根本原因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战略定力，坚持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会议分析了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会议指出，当前世界经济增长持续放缓，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世界大变局加速演变的特征更趋明显，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显著增多。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会议部署了2020年的重点工作。一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二是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三是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四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五是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六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会议强调，要完善和强化“六稳”举措，健全财政、货币、就业等政策协同和传导落实机制，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 学术界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研究

2019年，学术界对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一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的研究；二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创新性的研究；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四是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五是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研究。

（一）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的研究

在2017年底党和政府正式提出习近平经济思想之后，从2018年起，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的内涵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2019年，学术界专门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内涵的文章数量有所下降，但在研究的深度方面有所突破。

一是关于如何概括习近平经济思想。学术界常见的做法是用“七个坚持”进行概括，但也有不同意见。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应该概括为“一个主要内容加七个坚持“。”主要内容“是新发展理念，不能简单将其与”七个坚持“等量齐观。一定程度上，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七个坚持”。因此，用新发展理念统领”七个坚持“，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④]

二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学理和功能定位。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包含学理依据、理论定位和实践方向等三部分。其中，学理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定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高度；实践方向包含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新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作策略和方法等六个方面。[⑤]

三是关于研究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切入角度。有学者从学理角度构建了习近平经济建设理论的大纲。主要包含7个方面的内容：“中心论”，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制度论”，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等；“体制论”，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坚持党的领导等；“质量论”，即新常态下处理好“四降一升”、“三大失衡”问题，推进高质量发展；“协调论”，即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经济和生态协调发展等；“动力论”，即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开放论”，即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设立自由贸易区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⑥]

四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深厚的联系。体现在六个方面：一是立场。以人民为中心，这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二是政治原则。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和原创性贡献；三是发展观。“五大发展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有机体理论；四是公平观。共同富裕、共享发展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配和社会公平的观点；五是自然观。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生态文明思想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六是全球观。习近平的“一场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的世界市场理论。[⑦]

（二）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创新性的研究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植根于新中国70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丰厚的学术积淀、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是一个需要反复学习、不断揣摩的过程。2019年，学术界从内容、方法、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创新性。

一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在内容方面的创新。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创新和突破。主要体现在：一是新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经济发展认识的新飞跃，提出了实现新的发展目标、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途径和方法。历史占位更高、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更深入是其鲜明的特点。二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回应了实践的呼唤，是改革理论的重要内容。三是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科学处理党的领导、政府作用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破解市场失灵与政府干预失效这一世界性难题。[⑧]

有学者认为，习近平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要抓住讲好中国故事、在研究对象方法上加大创新、走向世界等三个着力点，要具备提供意识形态、提供思想教育教材、提供建设性意见等三个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富起来的时代，至少有五个方面的创新：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是所有制结构理论；四是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五是收入分配理论。[⑨]

二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方法方面的创新。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将“两个逻辑相统一”发展成为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逻辑相统一”，是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对于理解、分析社会主要矛盾、经济领域运行规律、人类历史变化过程具有指导作用，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主义整体性的切入点和工具。[⑩]

三是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主题方面的创新。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提出社会主义生产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理论的内涵，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主线，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具有重大的实践指导意义。[11]

（三）关于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

2019年，学术界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些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辩论，主要涉及两个主题：一是国家主体性问题；二是所有制非中性问题。

关于国家主体性。相当数量的学者认为应该将国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研究对象，以国家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将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在实践、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创新统一到一个包含国家的研究框架当中。

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探讨了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忽略或隐藏国家主体性是西方经济学、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重要性的误解或歪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崛起的国家都充分利用了国家在保护幼稚产业、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的功能。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国家”作为重要的独立变量纳入分析框架。[12]

有学者认为国家是一个内生性的变量，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之中，在经济赶超、经济稳定和国际竞争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主体性体现和基本内涵为人民主体性。人民主体性是出发点和落脚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体性，有三个视角：经济发展、经济稳定和对外开放。[13]

也有学者认为将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对象的做法值得进一步探讨。有学者认为，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国家的主体性地位等论断的学理起点是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但《资本论》的叙述方法，是抽象上升到具体。如果将《资本论》的叙述方法简单理解为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可能会割裂市场经济各种规律之间的联系，削弱了《资本论》的原理对中国经济的解释力。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正确理解《资本论》的叙述方式，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进行批判性反思。[14]

关于所有制非中性。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在所有制的实现形式、所有制的功能等方面多次进行创新，比如，员工持股、混合所有制、“两个毫不动摇”等。这些创新突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上有部分观点认为，这些创新比如“两个毫不动摇”意味着不同的所有制在性质上是一样的，或者所有制是中性的。

对于所有制中性的观点，有学者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不同，必然导致所有制有特征和性质不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其中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15] “两个毫不动摇”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不同所有制形式的基本方针，不是对所有制性质特征的判断。[16]无论在什么社会，私营经济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补充，但它的作用是两重的，既有促进作用，又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存在一定的矛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还得靠国有经济这个顶梁柱。[17]

（四）关于如何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2015年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提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之后，学术界在推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原则、方法、主题、功能、应用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回答 “什么样”、“如何做”和“谁来做”等三个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即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发展性和开放性，必须反映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中，这是检验是否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试金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问题为导向回答时代课题实现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中国所有学科都可以从本学科实际出发，参与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体。[18]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则。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体现时代特点，为解释经济现象提供新的视角；二是符合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路。基于这两个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应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反映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是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不断探索的主题，同时也是其他重要概念的内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枝干是发展目的、理念、方式和调控方式，枝干是其他相关理论。[19]

关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在构建政治经济学体系时，至少有三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强调唯物史观的指导作用；二是坚持理论原理阐释和思想历史阐释的统一性；三是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态度来鉴别和吸收不同学派的观点和思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三个特点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理论发展中都有所体现，但仍然需要在新时代不断强化和发展。[20]

有学者认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利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重视中国实践创新形成的理论资源，特别是话语体系的理论资源。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把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这是基本的研究方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二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为研究对象；三是以阐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为基本任务；四是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主要的研究方法；五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习近平经济思想为基础的话语体系。[21]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功能。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定程度上成为政策解读的工具，削弱了这一学科的理论性和逻辑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理和政策解读三部分。三者厘清边界，各自发挥功能，共同推进理论发展、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22]

也有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到实际经济生活中，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理论。比如，有学者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以人民为中心”、“共享发展”理念运用到企业管理当中，提出“以劳动者为中心”的企业共享理论，以替代西方企业理论中的“以股东为中心”的企业管理模式。“以劳动者为中心”包含四个维度：全员共享是主体，全面共享是内容，共建共享是途径，渐进共享是过程。实施原则包括普惠参与、公平与效率并重、公正公开、长短结合、盈亏共担、以人文本等六个方面。[23]

（五）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发展的研究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24]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成就是全方面的，经济的实践和理论发展也非常突出。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研究范式、主要内容、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等进行了详尽的探讨。

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阶段。有学者认为，70年来经济理论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围绕计划经济体制研究的探索阶段；二是改革开放后到新时代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三是新时代围绕建设经济强国的创新阶段。70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的思想特色是“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原创性体现在始终回答人民之问、发展之问和世界之问，即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发展的手段是不断创新，发展的贡献是促进世界繁荣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5]

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来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1949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结束；1956年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1976年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和新时代开拓“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征和根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关系，本质问题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理论主题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主导是新发展理念。[26]

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理论在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宏观调控、世界经济等十个方面取得了重大创新和突破。新中国70年经济理论创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揭示了21世纪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为引领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贡献了中国方案。[27]

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有学者认为，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是评价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和理论的基本遵循。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思想主要包含八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主题；二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即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三是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规律，包含基本国情、社会主要矛盾、分阶段分步骤发展、比例协调等、发展动力等。其中，关于“互联网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最新认识是习近平在发展规律方面的重要观点；四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制度；五是协调不同的利益主体；六是经济体系建设；七是对外经济联系；八是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关系。[28]

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范式不断变化。社会主义初步探索阶段，我国在实践层面借鉴了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理论层面借鉴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研究范式，即强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基础是所有制，社会主义内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但不存在商品生产等。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借鉴了东欧的研究范式，即强调存在多种所有制形式、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等，然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又借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即强调保护产权、自由和平等竞争等。新时代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现代化，加快学科融合，重点研究一般性的、重大的本质问题。[29]

关于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经济取得成就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带来人口红利和城乡流动带来的结构红利。[30]有学者认为，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新中国70年来取得巨大成就的三重逻辑。中国的“人口红利”、“土地红利”和“有效市场”等行之有效的政策和制度都是建立在这三重逻辑之上。[31]

三、简要评述

2019年，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实践层面，在国内外风险增加、世界经济下行的情况下，我们顶住了压力，实现了“六稳”的目标，脱贫攻坚顺利推进，“十三五”规划的各项要求顺利开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体制机制的优势充分显现。

理论层面的突破主要集中在十九届四中全会。十九届四中全会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十三个”显著优势，其中与经济最直接相关的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优势。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方面的制度优势也和经济相关。比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党的科学理论，保持政治稳定，确保国家始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显著优势；坚持德才兼备、选贤任能，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培养造就更多更优秀人才的显著优势；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人民民主，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人民推动国家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显著优势；坚持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善于自我完善、自我发展，使社会始终充满生机活力的显著优势；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相统一，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作出贡献的显著优势。党的领导、选贤任能，可以看作是领导机制方面的优势。依靠人民可以看作是发展主体方面的优势。全国一盘棋可以看作是运行机制方面的优势。以人民为中心可以看作是公平分配方面的优势。改革创新可以看作是发展动力方面的优势。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是全球治理方面的优势。

其他方面的优势，和经济的关联相对较小，但对推进高质量发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切实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显著优势；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显著优势；坚持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的显著优势；坚持党指挥枪，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于党和人民，有力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显著优势；坚持“一国两制”，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显著优势。这些制度方面的优势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精神动力。

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总结为“十三个”制度优势。这些优势，是党和全国人民实践成果和智慧结晶。将这些优势在党的重要会议中加以总结，彰显了党和政府在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方面的自信，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起到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引方向、保驾护航的作用。这项工作的贡献和重要性，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理解，会更为充分，因为政治经济学天然会要求分析社会、国家发展背后的制度基础。十九届四中全会对制度优势的总结，特别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

2019年，学术界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更加深入，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学术界的争鸣和交锋增加。比如对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概括，到底是用“七个坚持”好，还是用“一个主要内容加七个坚持”好，部分学者之间展开了对话和交流。再比如，如何看待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作用和影响，有学者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借鉴意义不大，有学者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框架还具有活力，对我们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这些争论对于我们理解、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促进作用。二是研究的主动性、现实性增强。学术界除了做好政府政策宣传阐释工作，还对实践和理论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探讨。比如国家主体性问题、所有制性质问题，这些探讨有助于社会正确理解基本经济制度的性质、功能等重大问题。三是研究的创新性提高。有学者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则、理论运用于企业管理方面的实践，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框架进行了颠覆性的重构，提出新的共享理论。这些新的理论最终能否被学术界接受还有待观察，但学者们的这些尝试和努力反映了学术界在理论方面更加自信。四是研究的系统性增强。除了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之外，学术界也出版了一些大部头的专著，比如《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3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34]、《新中国经济史论》[35]。这些著作从经济史、思想史的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学的发展过程进行了梳理，对于我们理解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历史定位和理论创新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2019年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硕果累累的一年。阐释性的研究帮助社会更好理解党的经济政策，原创性的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入发展。除了取得优异的成绩之外，这些研究可能还存在改进和完善的地方。一是研究的实践指导性有待加强。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解读经济政策、如何构建理论体系上，但对于如何将党和政府新的精神落实在实践可操作的层面上，还相对缺乏。二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行动力有待加强。目前学术界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一些基本的原则或框架，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拓荒性的工作还比较缺乏，使得大部分建构工作还停留在设想阶段。

参考文献：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载于新华网,2019年4月22日.

[②]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载于新华网，2019年8月26日.

[③]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载于《人民日报》2019年12月13日第1版。

[④] 邱海平：《新发展理念的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6期。

[⑤] 王天义,朱鹏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理论方位》，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1期。

[⑥] 张雷声：《习近平新时代经济建设论论纲》，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5期。

[⑦] 王岱，范希春：《习近平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关系》，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2期。

[⑧] 裴长洪,赵伟洪：《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时代背景与理论创新》，载于《经济学动态》2019年第4期。

[⑨] 周绍东,王立胜：《现代化经济体系: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协同整体》，载于《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

[⑩] 张雷声：《关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9期。

[11] 王立胜：《重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新中国70年的理论探索》，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8期。

[12] 郭冠清：《从经济学的价值属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13] 王立胜,张弛：《再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主体性》，载于《经济纵横》2019年第7期。

[14] 孟捷：《对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原则的批判性反思---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争论为参照》，载于《财经问题研究》2019年第1期。

[15] 周新城：《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思考》，载于《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16] 简新华：《”所有制中性”是市场经济规律还是谬论》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简新华：《”所有制中性”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观点》，载于《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17] 周新城：《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问题》，载于《文化软实力》2019年第1期。

[18] 逄锦聚：《构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三个重大问题》，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19年第4期。

[19] 刘谦,裴小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核心理论定位研究》，载于《经济学家》2019年第1期。

[20] 顾海良.：《政治经济学的大历史观》，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4期。

[21] 洪银兴：《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构建和研究重点》，载于《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6期。

[22] 刘明远,李彬：《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须有合理的学科定位与边界划分》，载于《当代经济研究》2019年第6期。

[23] 程恩富,白红丽：《企业共享的理论分析和实施原则》，载于《上海经济研究》2019年第1期。

[24]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于《人民日报》2019年10月02日第2版.

[25] 胡敏：《70年来经济理论发展的中国特色》，载于《人民论坛》2019年10月中。

[26] 顾海良：《从“第二次结合”到“系统化的经济学说”》，载于《学习与探索》，2019年第8期。

[27] 逄锦聚：《新中国70年经济学理论创新及其世界意义》，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4期。

[28] 裴长洪,许光伟：《习近平重要论述与新中国70年经济理论问题纲要》，载于《教学与研究》2019年第10期。

[29] 杨瑞龙：《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载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9年第11期。

[30] 王立胜,孙泽玮：《从人口红利到结构红利:70年经济奇迹的社会主义背景》，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年第4期。

[31] 简新华：《7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三重逻辑》，载于《人民论坛》2019年10月中。

[32] 顾海良,等：《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4月.

[33] 顾海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史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年12月.

[34]逄锦聚,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5月.

[35] 洪银兴,等：《新中国经济史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9年10月.

作者简介：贺大兴，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副教授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参考》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