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历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我们可以去讨论、质疑甚至批判阿甘本的例外状态理论，甚至还可以打造一个能够更好解释新冠病毒的例外状态理论，一个更具有建构性、建设性色彩的版本。

例外状态并非都是主权者的阴谋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个生命政治事件，它催生的例外状态跟纳粹主义、恐怖主义、内战、外敌入侵、气候变化等事件催生的例外状态不一样。我觉得，阿甘本头脑里一直有纳粹主义的阴影，一直有集中营，他摆脱不了纳粹主义和集中营的东西，也就没办法真正进入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中。阿甘本的例外状态是预设好的、模式化的，不是一种客观的、真实的紧急状态或特殊状态，而是作为主权者治理术的、被主权者宣告的、具有浓厚主观色彩的社会状态。在他看来，没有主权者就没有例外状态，探讨例外状态就没有意义。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例外状态都是主权者的诡计或阴谋。因此，我们一定要区分客观的、真实的例外状态与故意的、虚拟的例外状态，必须看到新冠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的客观性、真实性。这是我们构建例外状态理论新版本的前提。

这种客观的、真实的例外状态是彰显政治、科学与社会大众无奈感的社会状态。并不是所有的困境，人们都能够不付出任何代价、不作出任何牺牲地解决。很多人过度地想让政府角色扮演得完美，一切尽在操控中，这会陷入理想主义的窠臼中。即使政府提前意识到新冠病毒会在全球传播，也很难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迅速阻止疫情传播。应该强调这种无奈性，看到被逼无奈的应急性选择，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平时不能理解的做法，比如封城、隔离、必须戴口罩、扣留防护物品、采取强硬措施等。

高贵体现在保卫了多少人的生命

病毒带来的例外状态必然是以保护生物性生命为根本价值准则的社会状态。阿甘本批判政府宣告例外状态、社会大众接受例外状态，是因为他认为人们为了健康、活着而放弃了人之为人的精神性的东西，比如自由、人权、爱情、友谊等。

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谈精神的高贵是无力的，因为这种事件下的高贵就体现在保卫了多少人的生物性生命。在此时，哲学家去扮演推崇精神生命的角色，必然遭人嫌弃，逆行的医生、护士必然成为受人尊敬的高贵者。哲学家如果认为政府为了生物性生命而侵犯了他们的自由或精神生命，不合时宜地强调“生命诚可贵，自由价更高”，这其实是一种伪善。跟那些已经被传染而受疾病困扰、甚至被死亡威胁的人讲精神价值层面的东西，这会是多么无力？哲学家应该把崇高的话语权、把崇高者的称呼赋予那些逆行的医生和护士，那些将自己的身体或者生物性生命暴露在病毒面前的工作人员，而不是试图从精神生命的角度界定何谓崇高。

没有进入例外状态的社会真的美好吗

在其理论中，阿甘本设定的是恶的例外状态和善的法律状态的对立：在非例外的法律状态下，主权者被法律所制约规范，不可能触碰人的生物性生命；在悬法的例外状态下，主权者是可以随意侵犯人的生物性生命而不违法的。

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事件说明，例外状态是不能完全独立于法律状态的社会状态。例外状态下的社会没有那么糟糕，法律状态下的社会也没有那么好。把非例外状态下的社会看得太美好，自然就会恐惧于、忧虑于例外状态常态化，忧虑于无“法”规制的权力溢出。难道没有进入例外状态的社会，真是无限美好的社会吗？真是充满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吗？

与其忧虑例外状态下的无法或者权力的溢出，还不如忧虑资本逻辑带来的政治腐败、贫富分化、生态困境、人的孤立等这样的常态化的社会问题。我认为西方左翼保持自己的批判特质，不能只是批判政府权力对个人自由的限制，不能只是批判主权者在特定事件中把每个人都变成赤裸生命，而应着力于批判一直存在的赤裸生命的不平等。在病毒面前，人们只是在可能被传染面前是平等的，但在防止被传染、在检测治疗方面并不平等。这是正常状态下也就是阿甘本所设定的法律状态下的社会问题的延续，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走出例外状态的希望在哪里

权力溢出大行其道，例外状态常态化，是无法挽回的结局，这是阿甘本的结论，无疑是悲观的结论。之所以如此认定，还因为他制造了恶的主权者和可怜的、无知的、被操控的“赤裸生命”的对立。保持对权力的必要警惕，批判反思政府集权的做法，这没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应该尊重。

我批判阿甘本的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把马克思和福柯开创的具有现实性和希望性的哲学完全抽象化了，把很有说服力并且指明了未来希望的哲学变成了对主权者的纯粹批判哲学而让人看不到出路。这是哲学的退缩或倒退。

福柯对权力的分析与马克思对资本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把研究对象看作“关系”而不是“实体”。每个人都是权力的主体，也都是权力的客体，都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是被权力执行的对象，权力实际上是人与人的一种关系。权力（和资本）之所以出现问题，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由我们自己来支配，它成为外在于我们的、支配我们的力量。只要改变我们的关系，改变医生和病人、老师和学生、政府工作人员和社会大众的关系，我们就能解决权力问题。

我们的对手不在于某种神秘化的、无法克服的力量，而在于我们自身，这样的批判实际上是给人希望的，是有未来出路的。因此，我们应该转变对主权者或权力的模式化（实际上必然是抽象化）理解，人一定会改变自身，改变关系，改变权力和资本，让其服务于人，这才是希望之所在。

换一个角度看新冠病毒带来的这种例外状态，它说不定会使更多人从“赤裸生命”走向真正的“精神生命”的状态——更多的人会去沉思，去思考爱，思考友谊，思考医患关系，思考师生关系，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处理。我们也许会尽最大可能摆脱生物性需求的支配而追求精神性生活的富足，我们会赋予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以精神性，这个例外状态版本的落脚点在这儿。

作者简介：陈培永，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副院长、研究员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706期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