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消费经济的出现以及经由消费主义向消费社会的演进，其实质或根源在于始终形塑着这整个过程及其结果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框架及其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依此而言，当代中国显然还不是一个完整或典型意义上的消费社会。更准确地说，当今中国现实生活或大众日常消费层面上所发生的、依然进展中的消费社会转型，对于我们正在致力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尤其是，基于清醒的社会主义政治自觉的生态文明建设，可以同时成为对这一转型进程的一种内在约束和替代性引领，或者说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过渡的历史性推动。

[关键词] 消费经济；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

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消费经济、消费主义(文化意识形态)和消费社会并不是三个孤立存在或发生的经济社会现象，而是有着一种由此及彼、互为支撑的内在逻辑联系，并且迄今为止它们都在被不断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框架所嵌置、形塑或裹挟——也就是说，当代社会中的消费经济活动、消费意识观念和消费社会生活尽管看起来纷繁复杂，但终究不过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运行逻辑在消费领域中的必然性要求与体现(1)。这样一种政治经济学(生态学)断言和分析所提出的挑战性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如何认识当下中国的基于消费视域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性质，又如何建构一种逐渐走向而不是背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目标的消费与物质生产、消费与社会文化、消费与生态环境的新型关系。对此，本文将做一种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初步分析。

一、 消费经济、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术语学解析

最宽泛意义上的“消费经济”概念，可以从如下三个维度或层面来理解：一是作为现代经济过程不可或缺的构成部分或环节链条意义上的消费，尤其是相对于生产、分配和交换等经济构成部分或环节链条而言。也就是说，完整的现代经济过程离不开生产、分配和交换，同样也离不开消费——特别是作为个体消费者日常生活行为的消费，甚至，当代社会中一个十分普遍或强烈的感知是，如果没有前提性的消费环节存在或大众化的消费需求，经济过程中的另外三个环节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仅如此，消费过程中的消费主体、行为和场所与另外三个环节相比也确实有着明显的不同。二是指现代经济借以实现或维持其增长和扩张目标的消费进路或侧重，尤其是相对于投入拉动、出口拉动等经济增长进路或侧重而言。换言之，就像大规模投入(包括资源要素和资金)或产品大量出口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一样，促进国内消费占经济总量比重的不断提升也被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战略手段。不仅如此，事实证明，与前两者所存在的难以避免的投入效益风险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相比，更多借助于居民个体生活选择来实现的消费拉动似乎有着更大程度的稳定性或可预期性。三是指政治经济学(生态学)视域下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目的实现的消费偏向或消费依赖特征，即消费领域或环节成为资本主义制度体系得以运转和价值目标得以实现的“中枢神经”或“晴雨表”。就像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农时期、重商时期和制造业主导时期一样，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大众消费主导，其实质则是看似多元化大众化的大规模消费成为资本增殖过程或资本逻辑得以实现的最主要经济环节。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关于“绿色资本主义”“数字(传媒)资本主义”等领域的最新争论(2) 中，一个核心性议题就是关于全球或新一代消费者群体的创造或培育。

依此而论，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显然是一种名副其实或特点鲜明的“消费经济”。第一，消费是整个经济过程中的核心性方面或元素。相对于已经较为完善或“固化”的生产体系、交换体系和再分配政策体系，如何维持与刺激大众消费需求是经济生产与管理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可以说，无论是生产销售主体还是各级政府机构，如今最为关注的经济指标就是消费者信心(或消费者情绪)，一般用所谓的“消费者信心指数”来衡量。前者主要通过无孔不入的商业广告包括新媒体传播来实现，旨在使各种类型的不同消费者都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消费诱惑或压力——尤其是那些并非基于人类基本需求及其满足的拥有或享受欲望，而后者则主要通过力所能及的生产营销规制和经济再分配政策调节来实现，旨在使主体性消费者群体不会因为生产营销过程的暂时性或周期性不景气和家庭个人收入的停滞不前或悲观预期而压缩消费支出，因为那样的话，它很可能会引致一个从消费到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新一轮不良循环，直至发生经济衰退。第二，消费尤其是国内居民消费是经济可能实现的低速增长(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标准为2.5%以下)的主要支撑性动力。因为，现实中无论是投入驱动还是产品出口拉动，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刺激作用都是颇为有限的，还会受到各种制度性(市场经济)、观念性(新自由主义)因素的制约，相应地，国内居民消费就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例如，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美国是表现最好的西方国家经济体——2009—2018年十年之中的人均GDP增长率有六年在2%以上，而且2010—2019年居民个人消费占GDP的比例在66.5%～69.5%(3) (在1998—2007年的十年间，它的居民个人消费支出占GDP总量的比例为67.2%～70.3%(4))，因而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居民消费的稳定增长，就不会有美国整个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其他欧美工业化国家也大致如此。第三，虽然消费经济在经济过程重心或外观上发生了变化，但它仍是深刻地“内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环境和“围绕着”资本增殖目标或资本的逻辑运行的。就像资本主义不同发展时期以商品生产为主或以出口(投资)拉动为主的经济一样，这种以消费尤其是内需消费为主的经济也是处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框架之下并服务于其社会政治目标的，至少不会挑战这一点。也就是说，狭义或微观层次上的对消费者、消费行为、消费过程、消费结构及其变动的经济研究固然很重要(5) ，但也不能脱离对它运行之中的经济制度基础和政策框架的更深入分析，否则就会囿于“柴米油盐”般的消费领域中的经济具象或碎片，而很难正确认识与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以及它所谓的“阶段性变化”。总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中消费经济概念及其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或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是非常重要的[1]。

如果说“消费经济”所表明或强调的是现代经济中大众化日常生活消费不断增加的霸权式或垄断性、重要性，尽管这并没有改变其资本主义的制度环境和资本逻辑所主导的运行机理，那么，“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可以大致理解为一种更多是经济性认知的文化意识形态化浮夸修饰和向社会生活领域的侵略式渗透扩张。

就“消费主义”概念而言，它主要包括如下两个层面上的意涵：一是意指一种大众性主流消费文化，所表明或强调的是基于大规模人群的无节制占有或享用的物质生活消费及其追求已经成为一种覆盖整个社会的普遍性文化观念、价值态度与行为取向；二是意指一种其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本质在相当程度上被伪饰甚至“魅化”的消费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所表明或强调的是建立在看似公民自由权利及其实现基础上的居民个体消费活动或多或少掩饰或遮蔽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剥削、非公正和反生态本质。

应该说，在上述两重意义上，“消费主义”都已经成为当代欧美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中的主导性现实——同时在大众文化认知和行为态度取向的意义上。对此，20世纪60年代初期逐渐形成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已经做出了系统而深入的分析，尤其是让·鲍德里亚的“符号消费理论”、威廉·莱斯的“合理需要及其满足理论”、本·阿格尔的“异化消费理论”、乔纳森·休斯的“不同社会条件下的需要及其满足理论”，等等(6)。概言之，这些批判性分析都强调了消费主义的两个主要特征：第一，消费主义其实是资本主义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的内在构成部分。数量与种类不断扩大的大众化物质与文化商品消费，归根结底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运行需要尤其是资本增殖追求的，或者说，大众消费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或资本增殖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而消费领域重要性的凸显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于人们日常生活层面的过度强调，又在有意无意之中淡化了对于消费背后的主导性生产方式或资本统治关系的关注与思考。第二，后现代话语与价值体系之下的多元化、个性化和虚拟化消费，在看起来丰富了主体民众的个性选择与志趣表达的同时，实际上进一步导致了消费者群体的“去组织化”和“去阶级化”，从而弱化了社会公众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或社会文化体制的抗拒甚或质疑(7)。

就“消费社会”概念来说，它也可以从如下两个层面上来理解和阐释：一是意指一个经济活动中消费领域呈现为霸权式或垄断性层面和动力、大众化物质生活消费行为与追逐成为主流性消费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2]前言；二是意指一种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特征之一的经济(理性)、社会(理性)与生态(理性)关系上的特定构型[3]。对于前者，高国荣在《美国环境史学研究》中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消费社会的形成时指出，消费社会在美国形成的主要标志有三个：社会生产和消费总量的激增，几乎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基于刺激和驱动经济增长的需要与目的，国家开始鼓励高消费的大众生活方式；伴随着向以中产阶级为主的社会逐渐过渡，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人均消费量)得到普遍的提高[4]。对于后者，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中借助“嵌入”“脱嵌”“双重运动”等概念做了深入分析,他的基本观点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过程，就是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及其构成性元素的范围逐渐扩展(比如先后将劳动力、土地和自然生态环境纳入其中)，并与整体性社会(society)日益“脱嵌”的过程，这种“脱嵌”的结果是，现代经济及其构成性元素不再呈现为“嵌入”社会之中的而是一种凌驾于整体性社会之上的霸权性力量，而消费(主导)经济或消费(主导)社会的出现只是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的阶段性表现[5]。

需要强调的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或消费社会下，这种“脱嵌”现象或特征呈现了新的特点[6]。其一，随着消费成为经济活动的关键性或核心环节，大众化物质(文化)商品消费对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的决定性影响日益突出，而这其中特别重要的两个领域是公共消费和个人非基本需求消费：前者指的是与政府公共政策支出相关的满足全社会公共需求与社会福利需要的消费开支，更多是由政府以国家或全体民众的名义来决策实施的；后者指的是个人超出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的发展性、娱乐性甚或奢靡性消费支出，基本上是由个体通过市场渠道来自主决策实施的。换言之，在消费社会中，国家或政府事实上成为一个最有实力的“买家”或消费者，而个体需要及其满足所针对的则越来越是那些通过社会与文化“制造”出来的“非天然需求”或“虚拟需求”。其二，来自社会层面的对这种经济过程及其环节霸权或垄断性的反制和抗拒，也就逐渐集中于与消费领域或需求相关的场所,如营销商家、大众传媒和家庭。结果是，传统意义上的基于生产场所的民主与政治抗争——无论是就斗争主体、形式还是效果而言——的重要性明显弱化了[7]。

二、 生态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消费的批判性分析

正如前文所强调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消费经济、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以及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的批评，是以不断自我变革与全球化扩展的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作为其分析背景与论域的。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这三者既是一个由此及彼的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历史演进过程，并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呈现为一种完整或典型样态意义上的异化与畸形存在，但又并没有改变、甚至更为清晰地展现了其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与反生态本质。

就前者而言，一方面，从消费经济经到消费主义再向消费社会的演进，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经济或社会的客观性要求。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主导经济的转变，是现代工业文明条件下的生产力水平尤其是科技水平突飞猛进式发展的直接性后果，使得人类现代社会可以超出古代社会若干数量级的能力与方式来支配自然资源和改善生态环境，相应地，社会的经济组织与管理对象首次聚焦于物质财富的分配消费而不再是它的生产创造，这无疑是现代社会和文明所带来的巨大历史进步。依此为基础，消费包括大众性的大规模物质(文化)生活消费，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第一次成为可能，相应地，社会成员主体特别是普通民众基于物质(文化)生活消费需要及其满足的个体经济与社会权利都得到了空前的保障和大幅度拓展。这样的结果是，消费不仅在经济领域中，而且在社会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意义上获得了一种肯定性评价或形象。也就是说，消费不只在经济上是必要的，因为没有消费活动就没有生产需求，而且在社会与文化上也是积极性的，因为消费者及其消费活动已经成为一种社会“贡献者”，而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耗费者”或“负担”。而经过这样一种文化或意识形态观念转换，消费社会也就瓜熟蒂落、应运而生。在消费社会中，消费及其实现环节成为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王者”或“霸主”，因为如果哪一个部门、行业和业主掌握了足够数量的消费者尤其是潜在消费者，也就赢得了看起来变得越来越激烈甚至残酷的国内外经济竞争——因为消费者的需求(必须)是高度流动性的。

但另一方面，上述演进过程是发生在不断变化着的资本主义制度环境和时空条件之下的，或者说，正是这一制度环境和时空条件形塑了现实中的消费经济、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的完整或真实意涵。具体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目的与运行逻辑就注定了，“消费经济”所致力于满足的其实未必是社会主体特别是绝大多数普通民众的基本需求与合理消费需要，而往往是聚焦于那些最有利于完成经济过程闭合、更好实现资本增殖目的的消费者人群及其消费活动，也就是使消费仅仅成为经济过程所必需的一个环节或资本增殖目标得以实现的一个手段。可以说，越是到资本主义发展的当代时期，消费经济与社会主体成员的合理需求满足之间的这种落差就越大，各种形式虚拟消费、象征性(符号)消费和奢靡消费的滋长与蔓延尤其表明了这一点。同样，“消费主义”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意涵或伪装，也就是说，消费者的消费类型和数量与个体的经济社会地位和文化个性品位及其实现程度相绑定，也许更糟糕的是，“消费主义”还与消费者在这些方面的不够成功甚至失败相挂钩。因而，消费主义文化浸透或笼罩下的消费活动，同时具有了一种社会文化激励或惩罚的功能：让成功者更加狂热，让失利者焦虑不安。至于“消费社会”，就更有些名不副实，它并不会带来作为社会主体成员的普通物质与文化生产(劳动)者的职业和收入稳定化，从而可以放心大胆消费，恰恰相反，它更加聚集于第三产业或服务行业的消费类型产业或企业，使得大多数就业者的职业和收入稳定性大大降低而不是提高，其明显标志是越来越多临时性工作或就业形式的出现(尽管就业者的总体工资水平在不断提高)。不仅如此，即便是那些侥幸得以就业者，在生产劳动中也更多体验到的是单一性工种和程序化管理所带来的单调乏味与压抑感，而远不是来自物质与文化创造的快乐或个性自由的实现和发展。而部分由此导致的一个更为尴尬或滑稽现象是，购物消费成为当代社会人们摆脱心理紧张焦虑甚至是休闲娱乐的重要途径手段。

就后者来说，一方面，无论是消费经济还是消费社会，都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经济本性所必然导致的甚至依此为前提的社会不公正或非理性。在这方面，生态马克思主义总体上承继了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及其基本观点。也就是说，经济过程中关注重心或焦点的变化，并没有改变广义的资本主义生产或经济的性质，即资本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关系，尤其是一种社会经济关系，由此，资本所有者拥有了一种霸权性权力，使得生产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挣得用于养家糊口的工资并为资本所有者创造剩余价值。因而，这种先天不平等的资本劳动关系，就注定了生产劳动者在整个经济过程中的不平等或受不公正对待的地位，尤其是在公司(企业)经济收益或物质文化财富的分配和公司(企业)的民主化管理方面。应该看到，在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条件下，尽管公司(企业)收益分配和经营管理的具体形式发生了诸多变化，比如各种新型资产参与分配形式和股份制管理形式的相继出现，但对于那些主要依靠自身劳动获取报酬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与在生产型经济(企业)时代并无实质性的差别。而值得注意的是，自从新自由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末占据统治地位以来，不仅在就业人群和失业人群之间，而且在就业人群的不同层级之间，其经济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而不是缩小[8]，甚至有人担心，一个长期性趋势是，日益智能化的当代经济与社会正在强化少数精英群体的霸权性地位的同时造就一个越来越庞大的“无用者阶级”。例如，有关国际机构数据显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私人财富一直在稳步增长——2018年，全球私人财富总额达到204万亿美元，相比十年前增长了26%，而最富有的26人所掌握的财富相当于最穷的38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50%)的财富总和；世界各国最富有1%人口所持有的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重都在20%以上，前10%居民所持有财富的占比都在50%以上，其中俄罗斯、美国都在70%以上，韩国、印度也都在60%以上(8)。

需要强调的是，这种社会不公正或非理性尤其表现在超国家和全球层面上。必须看到，虽然在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也存在着不同消费群体之间的明显差别，甚至是存在一定数量的低收入(消费)人群，但特别值得关注的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欠发展国家之间仍在扩大着的经济收入(支出)差距。按照2011年国际购买力平价(PPP)每人每天1.9美元的极端贫困标准估算，全球贫困发生率已从1990年的35.9%下降到2015年的10%，降幅达70%以上，但联合国开发署2019年度《全球多维贫困指数》报告显示，全球仍有13亿人处于“多维贫困状态”，而且各国之间与国家内部各地区之间的贫困程度存在巨大差异。该报告共涵盖了101个国家，其中包括31个低收入国家、68个中等收入国家和2个高收入国家。而在这13亿贫困人口中，84.5%都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南亚地区，且在这两个地区，各国之间和各个国家内部之间的差异非常明显——同属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南非的贫困率为6.3%，但南苏丹的数字却高达91.9%；同属南亚的马尔代夫贫困人口只占人口总数的0.8%，但在阿富汗则占到55.9%；乌干达首都坎帕拉的多维贫困率为6%，而东北部的卡拉莫贾则为96.3%[9]。很显然，无论是消费经济还是消费社会，对于接近世界人口1/5的严重贫困人群而言，都还只是另一个世界中的“神话”，而对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来说，造成这种天上人间差别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体系及其全球化本身。

另一方面，当代经济与社会的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特征，凸显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并使得生态马克思主义逐渐构成了一种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理论分析。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实际上是一个同时包含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两个维度、贯穿于从经济社会到政治文化各个领域层面的完整体系。古典马克思主义系统而正确地阐明了基于社会关系(人与人关系)视角的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的基本矛盾，并着力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的商品生产与流通环节，但在当代消费经济与消费社会中，必须同时考虑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之间的相互影响。此外，还需要阐明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改变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非理性或自我矛盾特征，而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看法：消费经济和消费社会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一个必然制造社会不平等甚至依此为其前提的制度体系，还是一个必然制造生态环境破坏甚至依此为其前提的制度体系[10-11]，而对此最为系统性的阐述，一是詹姆斯·奥康纳的“第二重矛盾理论”，二是从让·鲍德里亚、威廉·莱斯、本·阿格尔到乔纳森·休斯等人的资本主义消费批判理论。

在詹姆斯·奥康纳看来，生态危机或挑战的出现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体系事实上同时面临着来自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双重意义上的基本矛盾，并因而会发生经济“生产”与“供给”两个维度上的危机——即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矛盾所导致的社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消费能力相对不足)而引发的“实现维度上的危机”和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外部性取向所导致的一般自然条件不断遭到破坏而引发的“流动性危机”，而且，这两种危机在现实中会呈现出一种既彼此间转移、又相互强化的复杂构型或效应。因而，“‘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有两条，而不是一条，或者更为准确地说，有两种趋势都能够导致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生产与再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社会化的增加”[12]。

让·鲍德里亚发表于1970年的《消费社会》，在后现代哲学语境下详尽讨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以及所对应“需求”的意涵的重大变化，揭示了大众化大量消费的普遍化以及这一新消费(需求及其满足)构型背后的深刻社会政治意蕴，从而建构起了独具特色的消费社会理论，或“符号消费理论”[2]。

在让·鲍德里亚看来，第一，消费社会的明显标志是“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与丰盛现象”，因而“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这里的“物对人的包围”不能简单理解为物的堆积和巨大的数量，而是指包围消费者的商品是以系统整体的面目出现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服装、电器等都提供一系列能够相互称呼、相互对应和相互否定的不同商品”。也就是说，消费者不再会(能够)从具体用途上去看待单个的商品，而是从其整体意义上来看待它们。“洗衣机、电冰箱、洗碗机等，除了各自作为器具之外，都含有另外一层意义。橱窗、广告、生产的商号和商标在这里起着主要作用，并强加一种一致的集体观念，好似一条链子、一个几乎无法分离的整体，它们不再是一串简单的商品，而是一串意义，因为它们相互暗示着更复杂的高档商品，并使消费者产生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动机”[2]4。例如，消费者在购买某一款名牌西装时，往往还要连带选购与之匹配的领带或衬衣，甚至相应的腰带、皮鞋或手提包，这并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为了背后意义的齐备或完整。第二，消费社会之所以出现，是由于(普通中产者)民众在后工业社会或后现代社会条件下的日常生活“需求”层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者更多关注的不再是具体的物的功用或个别的使用价值，而是商品被赋予的意义以及意义的差异。例如，人们添置洗衣机等生活用品，不仅是将其“当做工具来使用”，还“当做舒适和优越等要素来耍弄”，并愿意为后者掏钱。换言之，消费者喜欢某一商品的品牌和象征意义远大于它的实用价值，而这不能被简单看成是个人爱慕虚荣的行为，而是一种以社会心理为基础的整体的系统行为。“消费是一种积极的关系方式(不仅于物，而且于集体和世界)，是一种系统的行为和总体反应的方式。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2]前言。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指的“意义”，既不是通过思考或论证产生的，也不是早就预设好的，而是由消费过程中的符号暗示或具体情境生发的，因为它正好契合了消费者的连锁性心理反应。例如，由喜欢排行榜上的某一流行歌曲而扩大到排行榜上的所有同类流行歌曲，由喜欢某一CD到喜欢某一乐曲的不同CD版本，甚至于爱屋及乌，购买和收藏相应的封套设计，等等。第三，消费从表面上看是由个人的需求及其变化引起的，但其背后的社会逻辑要比个人的需求结构复杂得多。概括地说，自工业革命和19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来，有关幸福和平等的神话是消费社会得以生长的社会逻辑——例如，“福利的平等意识”这一概念，就是在幸福和平等的神话之上滋长起来的。“‘福利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或简单地说是任何一场原则上主张人人平等，但未能(未愿意)从根本上加以实现的革命的遗嘱继承者或执行者。因此，民主原则便由真实的平等如能力、责任、社会机遇、幸福(该术语的全部意义)的平等转变成了在物以及社会成就和幸福的其他明显标志面前的平等。这就是地位民主，电视、汽车和音响民主，表面上具体而实际上又十分形式的民主”[2]34。“福利革命”的结果是，宪制民主或形式民主的背后是被掩盖的真实民主的缺席或平等不可求的真相，尽管由于掩盖真相的是丰盛的“物”和堆积的商品，也就十分不同于早期资本主义那副冷酷无情的面相，而这又进一步强化了“增长即丰盛、丰盛即民主”的福利(消费)社会神话的畅行。但无法改变的是，无论是增长本身还是作为增长结果的福利或消费，都不可能消除社会上的矛盾和不平等，因为消费社会本身就含有一种系统性的不平等，甚至它的结构就是建立在这种不平等之上的。因而，消费的社会逻辑或消费社会的逻辑与工业社会的生产逻辑有着明显的不同，其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需求，是对商品的符号和符号背后的意义的需求，或者说是由占有“社会意义的欲望”所激发出来的需求。换言之，这种对符号等级或这一等级所代表的意义“差异”的需求，既永远不会得到彻底满足，也永远不会具有自身的确定性。应该说，让·鲍德里亚并没有在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意义上否定消费本身，而是更多立足于揭露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消费的全部真相——从消费行为、消费经济到消费社会、消费文化。尽管如此，他在消费社会理论或“符号消费理论”主题下所做的批判性分析还是在随后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学术与社会影响[13]。

威廉·莱斯应该是第一个从明确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视角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批判的学者，他强调他所关注的是“当今工业化社会高强度市场架构下的人类需要问题”，因为“除非能够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需要，并对我们的社会与经济行为重新制定方向，使之不再依赖于高消费生活方式，否则就无法解决这一基本矛盾，随之而来的就会是工业化世界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就可利用的资源而展开的日益残酷的竞争”[14]前言ii-iii。

在威廉·莱斯看来，第一，到20世纪70年代初，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工业化国家已经完全呈现为一个以大众化高水平物质文化消费或严重自然资源依赖为特征的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而这意味着日渐短缺与匮乏的世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容量的更加非均衡分配，因为这些发达国家可以凭借它们的经济与政治霸权不公平地占有更多资源或使用更多排放空间。第二，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之所以形成的现实根源，除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还在于不断自我变革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本身：一般性产品和服务的商品化，使得人们的需求或消费目的与满足需求的手段相分离；商品与满足之间的简单化对应或等同又意味着商品本身的无限制细化和分化趋势必将会造成一个需求满足之后引起新的更多不满足的情况；越来越偏执于商品及其消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则使得商品及其消费具有了日益凸显的象征或符号价值，即占有和更新商品的消费能力与个体的地位和尊严紧密相连。可以说，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历史性分离、消费至上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最终确立，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三个侧面[15]。第三，摆脱现实困境的未来出路在于，“同时评估人类需要的本质以及我们为满足这些需要所采取的手段的本质”，也就是不再仅仅关注自然资源的供给能力与可能性，而是同时思考我们产生于社会相互作用过程之中的需要与欲望以及这两个方面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我们无法继续无限期地忽视我们对生物圈的再生产能力所造成的影响”，而必须重构人类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之间的适当关系，从而逐渐走向一个“易于生存的社会”或节俭社会。依此，威廉·莱斯奠定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批判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取向或基础：“对需要与商品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为解决高强度市场架构下无休止膨胀的人类需求问题提供一种方法”，但是，“讨论人类需要的特点而不明确涉及特定社会制度下满足需要的日常实际模式是不恰当的”“当前的大部分理论忽略了我们的一切需要与人类之外的世界的关系，即与自然界无限复杂的庞大‘支持系统’之间的关系”[14]6-8，即超越资本主义消费社会的努力必须立足于分析需要问题与满足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式”，必须立足于“将当代人类需要的讨论与生态环境相结合”。

部分受到威廉·莱斯的影响与启发，本·阿格尔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科技与文化的意识形态工具性质的批判为基础，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系统阐发了“异化消费理论”。

在本·阿格尔看来，第一，生态危机已经取代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形式，而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则在于“异化消费”。相应地，资本主义危机和社会主义变革的源起，已经由马克思所分析的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历史的变化已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16]486。第二，异化消费、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的出现，既是由于生产领域中的异化劳动性质所导致的生产劳动者正常需要(劳动本身的愉悦感、自我确证需要、个性解放与发展需要等)的一种补偿欲望或畸形宣泄——试图从消费者身份及其自主性行为中寻求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失落或被扭曲的获得感、满足感、幸福感，“劳动中缺乏自我表达的自由和意图，就会使人逐渐变得越来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费行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16]493-494，也是由于各种畸形消费或“受操纵消费”已经成为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利润率、解决过度生产问题从而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手段，“在实行干预的年代里，对消费实行操纵和调节业已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16]493。第三，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时代不同，如何克服生态危机和异化消费已经成为抗拒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变革的重点或潜力所在。为了履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过度生产与消费所造成的严重生态危机所表明的“有计划缩减工业生产”的“生态律令”，既要借助一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 [16]490，从根本上粉碎消费主义所构建并为社会主体公众所相信迷恋的物质生活极度丰裕的未来幻想或奢望，进而触发一种对物质经济有限供应情境下的合理期望及其满足方法途径的思考追求(比如走向稳态经济)，也要致力于主动建构一种不同于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下情形的新型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比如“生产性闲暇”和“创造性劳动”)，尤其是基于一种“分散化、非官僚化和社会主义化”的经济社会制度架构和一个把某些生产部门的自动化与其他部门的小规模技术结合起来的混合技术构型，从而使人们回归到一种自然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完整性不受破坏的质朴恬静(而不是奢侈)生活，回归到对于自己真实需求的合理(而不是无节制)满足。可以看出，像威廉·莱斯一样，本·阿格尔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批判也同时包含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生态学这两个维度，尤其是受到了那时盛极一时的生存主义学派如罗伯特·海尔布罗纳(Robert Heilbroner)的影响。

相比之下，乔纳森·休斯在2000年出版的《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讨论，更多集中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的消费或需求及其满足的不同特点,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何以是一个由于生产发展的“革命性效应”而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的社会但却不会呈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异化消费或无度消费[17]。“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界限，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8]。

在乔纳森·休斯看来，马克思的这段经典论述所表明的是，第一，“富足的生产”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必要条件，同时还有工作性质的变化以及人们对它的态度。也就是说，一方面，作为共产主义社会现实可能性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它将会拥有比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发达得多的社会生产力，当然，这种物质生产规模与能力的进一步增长和扩大，未必是也不应是与生态可持续性的目标要求相冲突的，因为届时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和资源高效利用都会有助于维持与保护一个健康的生态环境；另一方面，共产主义制度下人们的劳动条件以及对于劳动的观念也将发生质的变化——不仅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对立关系的消失，还包括劳动成为人们整个生活的第一需要。因而，很显然，所谓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力高度发达”更多是相对于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社会生产力实际水平和那些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压抑桎梏的发展潜能而言的，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则更多是相对于共产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分配制度(“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得以实施的基本条件而言的，既不意味着无限度意义上的物质财富涌现和持续增加(“物质代谢转换”)，也不是意指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的“私人财富”(而是“集体财富”)形式，否则的话，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社会过渡根本就不会发生。第二，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的个体需要及其满足，虽然的确要与可以大致确定的人类文明繁荣状态所要求的物质生活水平或自然资源耗费相对应，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型经济社会与文化制度下对于“符合人类生存的真实需求”的正确认知追求及其制度化保障。也就是说，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制度下的个体需要及其满足，当然意味着某种最低限度满足意义上的物质文化产品消费，比如至少不会低于典型资本主义社会样态下的大众性生活水平与条件，而这几乎必然会导致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或多或少开采耗费，问题只在于如何将这种耗费影响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只有在共产主义的制度环境下，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中将“欲望”混同于“需要”、将“虚假需要”等同于“真实需要”的现实与文化土壤，因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本性和资本增殖的逻辑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充斥着的“操纵的需要”和“异化的消费”，甚至是依此为前提。第三，共产主义社会不仅具有远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应对与解决现代生态环境问题的优越性与彻底性，而且可以开辟出人与自然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必须看到，一方面，马克思对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态可持续的不断扩大的人类需要及其满足情形的论证与辩护，更多是在唯物史观或人类社会关系视域下进行的，即着眼于一种理想的社会关系构型如何可以更好地解决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基础性矛盾，而对此的核心性检验则是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及其满足。据此，马克思始终都在肯定或欢迎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对人类需要的扩大感知和满足可能性，尽管强烈批评它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这意味着，马克思理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人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自然，也就不宜将其阐释成为一个当代生态主义者[19]；但另一方面，马克思在晚年似乎的确更加强调即便在共产主义社会也难以完全实现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关系上基于人类本性及其需要的自由，虽然并非是基于明确的生态限度考量的理由。“这个领域中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是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20]。

三、 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上述对消费经济、消费主义和消费社会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分析表明，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的经济制度依赖和文化意识形态语境共同造成了消费经济经到消费主义再向消费社会的演进以及现实中三者之间显而易见的耦合互补关系。相应地，对三者的理论批评和实践抗拒或超越，既不能单打独斗式地孤立进行，也不能脱离它们所共处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与文化环境。依此，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个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且必须严肃面对的话题，即当代中国的消费社会转型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限于篇幅，本文将集中分析如下两个基本问题，即当代中国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已(不可避免地)接近于一种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倘若如此的话，这对于我们正在致力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意味着什么？或者，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这种转型进程构成了一种内在性约束和替代性引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更充分地发挥它的这种约束和引领作用？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消费视域下当代中国社会的性质，笔者的基本看法是，我国经济已经在多重意义上成为一种消费经济，尽管还很难说消费主义已经成为我国主导性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消费社会。

总体而言，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经济现代化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结构及其消费领域已经发生了诸多实质性的变化：2019年，我国的GDP总量已经达到100万亿元(约合14.5万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日益接近世界中等收入国家的高值(按照世界银行2018年标准为人均12 055美元)，并将很可能在2025年前后进入世界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其中，按照世界银行标准即成年人年收入3 650～36 500美元和人民币1∶7的保守汇率，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已有3亿～4亿人，占到全球这一群体人数的30%以上(但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25 974元或3 711美元)(9)；据商务部统计，我国2019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会达到41.1万亿元，同比增长8%，使得消费的经济增长贡献率在60%以上，连续六年成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其中汽车保有量将会达到2.6亿辆，仅次于美国位列第二，汽车销售量连续10年稳居世界第一(10)；据瞭望智库的分析数据，2019年，我国的高铁营业里程达到3.5万公里，占全世界的70%，仅在三年之内就修建了1.2万公里，高速公路里程达到15万公里，约是美国的1.5倍，2018年中国的水泥总产量为22亿吨，占全球的55%，人均为1.57吨，皆为世界第一(如果去掉中国的话世界人均水泥产量仅为0.29吨)，2018年中国的粗钢总产量为9.28亿吨，占全球的51%，人均为0.67吨(如果去掉中国的话世界人均粗钢产量仅为0.14吨)(11)；据国际能源署公布的数据，2018年全球能源使用所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331亿吨的历史新高，增长率为1.7%，不仅远高于2010年的排放水平，而且意味着碳排放的止升趋降拐点遥遥无期，其中，中国和印度分别增长了2.5%和4.5%，美国增长了3.1%，而欧洲下降了1.3%，日本则是连续第五年下降(12)；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9 470美元，比1962年的70美元增长了134.3倍，但反映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程度的基尼系数则长期高于0.4的国际警戒线(2005年为0.42，而2015—2018年分别为0.462、0.465、0.467、0.474)，属于所谓的“高度不平等社会”(13)；而据有关国际机构统计，2018年在全球私人财富最多的十个国家中，中国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各国最富有1%人口和前10%居民占全社会财富的比例，中国分别为30%和67%，高居世界第四和第三(14)，相应地，极具消费文化风向标意义的奢侈品消费，中国的世界占比也在持续提高，逐渐从 2000 年的 1%升至 2017 年的 32%，成为最大消费者来源国(15)。

上述数据无可争议地表明，当今中国已经在物质文化产品消费和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耗费方面居于世界较高水平——同时就消耗总量和人均消费量而言，其中许多指标已高于或接近欧盟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当今中国经济已经是一个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内大众性较高水平物质文化商品消费和国内外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耗费的“消费经济”或“物质经济”，也就可以解释像“双十一”举国购物狂欢那样的消费神话或传奇(16)。当然，即便如此，中国的“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消费经济”或“消费社会”仍然有着重大的区别，除了依然相差3～4倍的人均GDP所导致的大众消费数量与类型上的诸多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基于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价值理念的“消费主义”无疑还不是我国主导性的消费政治意识形态，而社会与生态环境屈从于经济尤其是资本逻辑与市场铁律意义上的“消费社会”也并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追求。

对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阐述就明确表明了这一点，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意味着“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更高要求”，也意味着“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日益增长的要求”。尤其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21]。也就是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或经济建设的根本目的并没有改变，那就是努力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温饱需求解决之后的美好生活需要，但却不包括那些面向少数人的奢侈浪费性和不合理的虚假消费需要，更不是基于和服务于资本增殖目的本身的非正义生产要求(需要)。因而，无论如何阐释美好生活需要的具体理论或政策意涵，社会成员主体的基本合理需要满足基础上的更全面发展对于经济生产的目标或统摄地位，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美好生活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前提[22]。换言之，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任何奢侈性、炫耀性、攀比性的挥霍社会物质文化资源(财富)和生态环境容量的过度消费或扭曲消费，都是对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满足的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曲解，都是政治上不正确的或不值得崇尚与鼓励的。而只要这种消费文化和社会共识或意识形态仍然在我国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就不能说我们已经沦入了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消费主义”或“消费社会”的文化与社会陷阱——因为那几乎必然会导向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本身的偏离或弃置。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想强调的是，当代中国现实生活或大众日常消费层面上的消费社会转型，对于我们正在致力于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带来了重要的机遇。简要地说，当代中国现实生活或大众日常消费层面上的消费社会转型的挑战性在于，无论是对社会消费者主体还是对经济活动实施者、监管者来说，都很难拒绝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版本的“美好生活幻象”的诱惑或商品经济铁律的强制[23]。例如，在现实中，普通消费者日益增长和不断升级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五花八门的奢侈性、炫耀性和攀比性欲求及其满足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边界，而生产经营者则肯定会采用各种合法合理的传媒营销手段来尽可能地消弭这种界限，从而赢得(创造)更多的消费者对象和消费需求，甚至国家及其代表政府也会基于政绩合法性或财政收入的考量，参与一个片面或无度膨胀的经济消费领域的形塑。所有这些当然都会基于或经过一种社会文化或意识形态话语的润色装饰，而不会是赤裸裸的或面相丑陋的实在[24]，但却都不会带来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后果——尤其是在社会公正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上。

而当代中国现实生活或大众日常消费层面上的消费社会转型的机遇价值在于，社会生态文明也许恰好可以因此获得一个展示自己或自我成长的空间。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转型话语和政治——主张生态可持续性考量与坚持社会主义传统的时代融合，正好可以与这种发生中的消费社会转型构成一个竞争性互动的语境平台，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治的最终胜出，也将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尤其是经济制度的最终确立。因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可以成为对这种转型进程的一种内在约束和替代性引领[25]，或者说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高级阶段过渡的历史性推动。这方面一个最具标志性的议题领域或实例也许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语境下的“绿色生活方式”革新(17)。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到了“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明确强调“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18)，这意味着，作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与前提条件，绿色生活方式以及践行者的培育、鼓励和制度性促进将是落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的一个十分关键性方面，不仅其内容远远超出我们通常所指的个体绿色消费行为与生活风格——如“每周少开一天车”或“主动选购绿色食品”，而且它的真正付诸实施或发扬光大也必将牵涉更为广泛与深刻意义上的现代经济生产方式与社会存在方式重塑——致力于“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26]，从而成为一场一旦启动便会旷日持久的文明变革之旅。在笔者看来，这样一种同时包含个体的“需要构成”和社会的“需要满足方式”的系统性变革，显然更容易成为对现实生活或大众日常消费层面上发生的消费社会转型的有效约束、良性竞争和替代性引领，也更有可能最终赢得背后制度的较量。

[注释]

（1）参见：王雨辰.虚假需要、异化消费与生态危机——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1-8；徐琴.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的批判[J].天津社会科学，2016(4)：52-58.
（2）参见：乌尔里希·布兰德，马尔库斯·威森.资本主义自然的限度：帝国式生活方式的理论阐释及其超越[M].郇庆治，译.北京：中国环境出版社，2019；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李喻.异化与回归的争议：数字产销者劳动的解读[J].东南传播，2019(11)：25-29.
（3） 参见：世界各国年度GDP增长率，https:∥www.kylc.com/stats/global/yearly_overview/g_gdp_growth.html.
（4）参见：王莉，王英茹，刘玫.美国消费驱动经济增长模式之借鉴[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9(5)：26-29.
（5）参见：李俊高，叶胥.消费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回顾、趋势以及展望[J].经济问题探索，2017(9)：175-181；尹向东，刘敏.中国消费经济学发展沿革与研究展望[J].消费经济，2016(5)：3-8.
（6）参见：陈学明.谁是罪魁祸首：追寻生态危机的根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更一般意义上的对于消费主义兴起与发展过程的研究，See BENSON J. The rise of consumer society in Britain, 1880—1980 [M].London: Longman, 1994:4；STEARNS P. Consumerism in world history: the global transformation of desire[M].London: Routledge, 2001: preface ,9；PENNELL S.Consumption and consumerism in early modern England[J].Historical Journal, 1999,42(2):549-564.
（7）参见：渡边雅男，高晨曦.资本对消费过程的统制：消费资本论[J].政治经济学季刊，2019(2)：31-51；陈雪娇，庞立生.历史唯物主义与消费社会的现代性批判[J].广西社会科学，2019(9)：106-110.
（8）参见：瑞士信贷发布“2018全球财富报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983491487579303&wfr=spider&for=p.
（9）参见：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1万美元，之后会发生什么？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1-01/doc-iihnzhfz9616965.shtml.
（10）参见：消费连续六年成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54453737970890736&wfr=spider&for=pc.
（11）参见：2019年中国人均GDP超1万美元，之后会发生什么？”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20-01-01/doc-iihnzhfz9616965.shtml.
（12）参见：2018全球碳排放量创历史新高，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增长2.5%， http:∥mini.eastday.com/mobile/190326172441644.html.
（13）参见：201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9 470美元，但贫富差距依然“爆表”， https:∥www.sohu.com/a/337753859_100286180.
（14）参见：瑞士信贷发布“2018全球财富报告”，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4983491487579303&wfr=spider&for=p.
（15）参见：2018年全球奢侈品行业市场份额及消费占比分析， http:∥market.chinabaogao.com/lingshou/04193311O2018.html.
（16）据报道，2019年的天猫“双十一”营销活动不仅创下了总成交额2 684亿的新纪录，而且以“新人群、新供给、新消费场景”开启了一个所谓的“新消费时代”。参见：2019双十一总成交额PK：天猫2 684亿京东2 044亿，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relnews/us/2019-11-12/doc-iihnzahi0364948.shtml.

（17）参见：何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视域下的绿色生活方式[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4)：119-125；周杨.美好生活视域下的绿色生活方式构建[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9(1)：85-91；王奎莉，陈红兵.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视阈下现代生活观的生态化转型[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20-26.
（18）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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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乔纳森·休斯.生态与历史唯物主义[M].张晓琼，侯晓滨，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228-286.

[1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05-306.

[19]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M].刘仁胜，肖峰，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viii.

[20]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

[2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1、50.

[22]胡乐明.生活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11)：56-68.

[23]刘怀玉.警惕消费主义营造的美好幻象[J].人民论坛，2019(35)：44-46.

[24]孙大伟.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消费观的认识[J].鄱阳湖学刊，2016(2)：73-78.

[25]郇庆治.作为一种转型政治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9(2)：21-29.

[26]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39.

作者简介：郇庆治，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力，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