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军：论毛泽东领导方法
从总体上看，首先，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总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分析、提炼领导经验，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方法。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时，应当注意它的这一特点，把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领导方法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其次，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的一些基本方法具有普遍性特征，因而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有的方法具有时代局限性，因而，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吸取新的思想，不断完善它、发展它。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投身社会运动，他一生从事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军事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他长期担任党、军队和国家的领导职务，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是举世公认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理论家和诗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把这些领导经验上升为理论，在人类思想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这是毛泽东给我们留下的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进入新时代，毛泽东的领导理论和领导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各项工作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在新时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本质特征及其意义
（一）毛泽东领导方法：从实践上升为理论
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告诉斯诺：我在第二次访问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并热情地搜寻当时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而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后，我对它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那时起，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7月，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由此，毛泽东开始投身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中，并长期担任领导工作。作为一个领导者，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方法，并善于把领导经验总结上升为领导理论。
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出色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对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问题做了科学的阐述。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调查报告，诸如：《寻乌调查》(1930年5月)、《东塘等处调查》(1930年11月)、《兴国调查》(1931年1月)、《长冈乡调查》(1933年11月)《才溪乡调查》(1931年11月)等，尤其是1930年5月，毛泽东写出了《反对本本主义》，在这一著作中毛泽东从理论的高度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初步提出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基本领导方法，标志着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从此，陕北成为中国革命的落脚点和出发点，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东渡黄河，前往西柏坡，毛主席和党中央在陕北十三年。在这十三年的光辉历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成功实施了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折，培育了伟大的延安精神，造就了一大批杰出的领导人才。这是中国历史上不平凡的十三年，这是中国共产党不平凡的十三年，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不平凡的十三年。毛泽东思想在这里走向了成熟，毛泽东的领导理论在这里形成，他的领导方法在这里从实践到理论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正是在领导活动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使之上升到理论，从而，形成自己颇具特色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注重领导方法的领导者。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我们是革命战争的领导者、组织者，我们是群众生活的领导者、组织者。组织革命战争，改良群众生活，这是我们的两大任务。在这里，工作方法的问题，就严重地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这是毛泽东较早时期将领导经验上升为领导理论的一次概括和总结，将领导方法比喻为“桥”和“船”，把领导方法看作是领导者工作成败的关键。1943年6月，毛泽东写出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48年后即1991年，王任重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时称赞这篇文章为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论的精髓，认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是一篇光辉的著作，它整整教育和哺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是我们党成功地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武器，是领导艺术的指南。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是实事求是的。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提出：“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想结合、一般和个别相结合的原则，极大地妨碍党的工作的发展。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2]在这里，毛泽东首次提出科学的领导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并把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和科学的领导方法并用，提出了领导方法的基本原则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等。毛泽东的这些思想被中共中央接受，成为正式决定，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建党二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积累的产物，是延安整风运动使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提高的成果，它标志着毛泽东领导方法已经成熟。在此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中，十分注重领导方法，并适时总结新的领导经验，不断把它们上升为理论，从而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一套领导方法。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贯穿在他一生的实践活动之中，体现在他的各个时期的光辉著作里，这些著作主要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反对本本主义》、《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改造我们的学习》、《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和《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等论著中。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分不开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发展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已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所检验，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说明了毛泽东领导方法的科学性。
（二）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本质特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
从领导学的角度看，所谓领导方法，是指在领导主体的领导活动中，为了实现一定的目标所运用的各种方式、手段、办法和程序的总称，它是领导主体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具体运用，是领导者尽其职责的行为方式。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从本质上讲，它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这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本质特征，这一本质特征具体表现在：它是科学性与阶级性(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领导方法，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领导方法。
第一，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领导科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是认识世界的方法，是理论的方法，然而，它就是世界观。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了这样的世界观转过来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的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因此，在马克思主义者来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运用到领导活动实践中，提出了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阶级分析的领导方法、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等一系列领导方法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领导方法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理论为基础，创造性地运用于领导活动过程中，并经过长期实践的检验，具有科学的真理性。
第二，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领导方法的阶级性首先是与它的理论基础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即他们的价值追求和理想目标，它本身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领导科学中的运用，没有改变它的这一特征;其次是与它的实践主体和实践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领导方法从根本看是为了实现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采用的方式、手段。领导的对象是广大劳动人民(实践的主体是广大劳动人民)，领导活动要实现的目标是为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采用的方法不能背离它的目的，在此，方法是围绕目的而展开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鲜明的阶级特征。
第三，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的特征。毛泽东是以革命家和理论家出现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上，作为一个理论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在中国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革命家，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实现了历史性革命变革，建立了新中国，并领导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的一身二任的实践活动反映在他的领导方法上，使其领导方法不仅具有理论特征，而且，更具有实践特性。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同时将这一领导方法运用于领导活动之中，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使其领导方法呈现出理论性和实践性。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它在领导方法实现了科学性与阶级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统一的科学方法。
（三）毛泽东领导方法的意义：走向成功与胜利的法宝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中国共产党在二十世纪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活动的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这一历史时期用血与火写下的文字。对于生活在新世纪的人们，这些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首先，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的重要领导，是他领导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反动统治，为中国人民的独立、自由和解放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是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并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这个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是，革命时期，革命的力量十分弱小，革命的对象十分强大，革命要取得成功，必须更加注意领导方法，只有运用正确的领导方法，才能领导革命取得成功。由于革命是在东方落后的中国取得胜利，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而又困难，在建设新社会的实践中，毛泽东依然面临着探索和积累正确的领导方法。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和完善起来，并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实践所检验。因此，在今天，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首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历史虽然已经过去，但它并不会消失，作为一种历史智慧，它永远都值得后人汲取。每一代人都是在吸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从而推动历史发展。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践的总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传统，它永远值得我们继承。
其次，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领导科学中的运用，是毛泽东自己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经验的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将这一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领导方法的发展。在领导科学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丰富了领导科学，增长了人类领导知识。因此，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六届四中全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全会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在机遇和挑战并存的国内外条件下，我们党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继续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历史任务，必须大力加强执政能力建设。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忘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只有不断解决好这一课题，才能保证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和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对于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让各级领导干部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科学的领导方法，我们的各级干部要掌握科学的领导方法，首先必须把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掌握住，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不断将其发展和完善，使我们党的领导方法更加科学、更加完善，从而提高我们党的领导水平和领导能力，推动我们党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
正是由于毛泽东的领导方法具有十分重要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和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认为在新世纪新阶段，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必要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我们走向成功和胜利的法宝，今天，它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我们将对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的进行阐述。
二 毛泽东领导方法的基本范式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领导科学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说：所谓方法，无非就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相互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他在其他讲话中说，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辩证法，要提倡唯物辩证法。所谓工作方法，就是辩证法等等。领导方法是领导者在进行领导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总称，从某种意义讲，领导方法也就是领导者的工作方法。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指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领导者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都是领导方法。从这样的视角看，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系统，其基本原则或范式有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阶级分析的领导方法等等。这些领导方法是与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的方法，它们构成了毛泽东领导方法的稳定内容，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从领导方法的角度看，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属于领导方法中的思想方法。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化为领导方法、化为领导的德性，提出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把“实事求是”这个中国古语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阐述。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3]
实事求是这一古语最早见于东汉班固《汉书-河间献王传》。据记载，汉景帝的儿子刘德被封为河间王，谥号献，他博览群书，勤学好问，经常阅读并收集很多先秦时代的古书。刘德探讨学问，注重学术研究和历史考证工作，在阅读和收集书籍时，认真地考证其真伪。因此，班固称赞刘德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后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汉书》时，把“实事求是”批注为“务得事实，每得真是也。”意思是说，做学问务必掌握充分的事实根据，然后从事实中找出真实的结论。近代梁启超在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中提出：“本大学堂以实事求是为主。”1917年创立的，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在此处活动的湖南长沙工业专科学校，在讲堂匾书上也有“实事求是”的字样。中国古代和近代的人们从朴素唯物主义的角度，把实事求是理解为一种治学的态度或办学的方针。毛泽东从现代唯物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阐释，从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也成为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个基本原则。这是对中国古代优秀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成果。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领导者必须坚持的一个基本的领导方法，作为一个领导者，怎样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地运用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
一是要有正确的立场。所谓正确的立场，就是无产阶级的立场，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概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没有无产阶级的立场，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事求是无从谈起。动摇、丧失无产阶级的立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一句空话，正确运用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也就无从谈起。对此，陈云同志说：“实事求是既容易做到，也难以做到。”“有了坚定的立场，才能掌握这个方法。如果尽是为个人打算，一辈子也掌握不了这个方法。个人主义与马列主义的矛盾就在这里。真要做到实事求是，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大家如果都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方法就容易一致，对问题的看法就容易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党内只应当有这种态度，这就是共产党员的态度。”[4]
二是要有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了正确的立场，这只是一个前提。此外还必须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因为客观实际复杂多变，而每个人的认识又总是有限的、片面的。只有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才能够使我们的认识尽可能地全面的接近复杂多变的客观实际，改正自己的错误，从而真正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从历史上看，我们背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往往是在胜利面前逐渐骄傲自大，不能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至走向脱离实际，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因此，正如陈云同志所说的“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5]
三是要有民主作保证。这种民主就是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有正确的立场，要能正确的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外，还要有民主作为保证，没有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党员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证，正确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就不能开展起来。所以，邓小平才说：“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而“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6]
四是要有一种勇气，这种勇气就是坚持真理的勇气。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质在于通过调查研究，找出事物内部的规律，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在实践中发展真理。对真理的认识，开始往往是少数人首先认识到，能否坚持真理，能否传播真理，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和掌握真理，这是需要勇气的。没有勇气，屈服于习惯势力，屈服于错误思想认识，那么真理的火花将被黑暗势力所吞没。另外，真理问题是一个真与假的问题，是一个是与非的问题，是一个对与错的问题。在人们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真与假、是与非、对与错的问题，往往与善与恶的问题、美与丑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权力大于是非，利益大于是非，感情大于是非的事常常发生。因此，要讲真理，不讲面子，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必须有勇气，有坚持真理的勇气。
五是要提高领导主体自身的认识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还必须不断提高领导主体自身的认识能力，认识客观世界，探求客观规律，检验和发展真理，都要求领导主体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提高领导主体能力既要学习全人类积累起来的科学文化知识，又要不断地投身到社会实践中。提高领导主体认识能力，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键的一条是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毛泽东反复强调：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要注意学习唯物论辩证法，要提倡唯物论辩证法。
在毛泽东思想里，实事求是不仅仅是一种领导方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根本观点、根本态度和根本作风，它是共产党员党性的表现。在毛泽东看来，实事求是是领导者必须遵循的思想路线，也是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必须使用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
（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
在毛泽东看来，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主要是领导者的一种思想方法，是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讲实事求是。对于领导方法中的工作方法，毛泽东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更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一个避难所社会历史领域驱逐出去，由此社会历史已被唯物主义所说明。唯物史观的创立证明英雄史观是一种错误的历史观，毛泽东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化为我们党的基本工作方法，提出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科学阐述了群众路线所包含的内容和实施的步骤，详细分析了群众路线这个领导方法的全过程及其各个环节，并从哲学的高度，把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对其作了理论概括，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一个创举。党的七大把群众路线写进了党章，由此，群众路线真正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和根本的工作方法，成为根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将群众路线称为“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群众路线观点和群众路线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工作方法的统一。
群众观点是关于党与人民群众、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对此，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于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的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7]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
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就是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毛泽东说：“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8]毛泽东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提高到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使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走群众路线，按照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去做好领导工作，必须采用一般与个别、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9]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要求，一个领导者，不能只发一般的号召，必须深入实际，帮助下级和群众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进行个别指导，正如毛泽东所说：“任何工作任务，如果没有一般的普遍的号召，就不能动员广大群众行动起来。但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人员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他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10]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就是要充分发挥领导和群众两个积极性。领导既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又要教育群众和引导群众，既要反对命令主义，又要反对尾巴主义。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实质是密切联系群众，领导者不能脱离群众，领导脱离群众就什么事也干不成。毛泽东多次强调，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厂，这个加工厂所需要的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而这个加工厂制出的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要求领导不能脱离群众，必须实行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创立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是毛泽东给我们党留下的宝贵财富，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成绩的法宝，它也是关系到我们党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一个大问题。
（三）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一条基本的领导方法。1930年5月，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1]这是毛泽东最早提出独立自主的思想。后来，毛泽东把自己在《矛盾论》中创立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并将这一原理运用到领导活动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是说，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成功，都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道路。革命和建设都要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为主，争取外援为辅。1958年，毛泽东在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中说：“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出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12]在毛泽东的领导活动中，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他从不迷信、不盲从、不屈服任何外来的压力，他总是依靠革命本身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智慧和力量，独立自主地解决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并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舞台树立一座丰碑，成为中华民族的一个英雄。
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不仅适用于处理国家与国家、政党与政党之间的关系，而且适用于经济工作、军事工作、统战工作等各项领导工作。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要求领导者有独立工作的能力，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活动的客观环境，确立正确的工作方针，独立地处理各种问题;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和把握领导活动中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把独立性和统一性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问题;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内因上，善于利用外因，使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推动工作顺利进行。
今天，全球化进程发展迅猛，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更加显得重要，更具有现实的实践意义。
（四）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
在领导活动中，要做到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就离不开调查研究。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是领导机关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也是下级机关正确执行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毛泽东一生十分重视调查研究，他提出的“没有调查就没发言权”已成为至理名言。1941年毛泽东出版了1937年就已编好的《农村调查》文集，1941年8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他说：“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个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我们党是一个大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13]在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推动下，在全党兴起调查研究之风，并使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基本领导方法。毛泽东反复强调：任何一个部门的工作，都必须先了解情况，然后才有好的处理。只有进行调查研究，才能作到情况明，才能决心大，方法对。
要做好调查研究，毛泽东认为要有实际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做好调查研究，首先要有深入实际的作风，领导者作调查主要是向群众作调查。因此要满腔热情，眼睛向下，甘当群众的小学生，尊重群众，与群众交朋友，才能调查出实情来。其次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自以为是，不可先入为主，不要事先定好“调子”、“框框”去限制调查的人或束缚自己，不要怕听不同意见，经过调查来检验自己原来的判断和决定。
毛泽东认为要做好调查研究，不仅要有深入实际的作风和科学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方法。对此，他总结出来了“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开调查会等一系列的调查方法。1956年9月25日，毛泽东在《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中说：“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花嘛。你们从拉丁美洲到亚洲来，是走马看花的。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花，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14]
在工作中要了解全局的情况，必须做面上的调查研究。“走马观花”的调查方法，就是一种面上调查，了解全局情况的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调查者在较短时间内对事物的全局有一个粗略了解，做到从总体上对事物胸中有数。
“下马看花”的调查方法，就是深入作典型调查的方法，毛泽东把这种方法又叫“解剖麻雀”。“麻雀虽小，肝胆俱全”，通过分析典型事例，把握事物的本质，从个别中总结出一般来，得到普遍性的结论。
开调查会是领导者深入群众，面对面地听取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建议，通过调查会上的讨论，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因此，毛泽东说：“开调查会，是最简单易行又最忠实可靠的方法，我用这个方法得到很大的益处，这是比什么大学还要高明的学校。”[15]毛泽东强调开调查会要注意调查技术，一是要定好调查的纲目，二是要选好到会的人，三是要采用讨论的方式等
今天，我们进行调查的手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更加迅速地进行调查研究。但是，毛泽东提倡的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仍然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和基本的方法。
（五）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
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出版之际曾表示，他想用几个印张把研究和阐述《资本论》的方法(唯物辩证法)写出来，由于时间和精力的原因，马克思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宁在瑞士潜心研究哲学，继续马克思未完成的工作，写下了著名的《哲学笔记》，他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规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挥。”[16]战争和革命，使列宁没能完成“说明和发挥”的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1937年8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矛盾论》，将马克思和列宁没有实现的愿望十分出色地完成了。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对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对立统一规律作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位置。作为领袖的毛泽东把对立统一规律这个世界观和方法论层面的理论运用到领导活动中，形成了毛泽东的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项基本原则，作好调查研究的工作离不开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就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去观察和分析领导活动中的一切现象和问题。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是领导的一项重要职责，问题就是矛盾，从某种程度讲，领导活动就是发现矛盾，解决矛盾。毛泽东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第一，坚持两点论、两分法，反对片面性。毛泽东认为：事物(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党务等等)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而得到发展。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必须如实地看到事物的两个方面，坚持两点论，正确分析和看待，成绩和缺点、正确与错误、先进和落后等，只说一点，不说两点，就叫知其一不知其二，叫做片面性。
第二，抓主要矛盾、抓重点、抓中心工作。矛盾的两个方面在事物发展过程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其中一个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对事物的发展起支配和决定作用，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就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众多的矛盾中，对事物的发展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不起决定作用的矛盾是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因此毛泽东认为，在领导活动在要抓主要矛盾，抓住了重要矛盾，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在领导工作中，要抓重点，围绕中心工作推动工作发展。
第三，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矛盾的主要方面和矛盾的次要方面，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它们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会发生相互转化。因此，毛泽东提出，在领导活动中，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但又可能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在反对“左”倾时，可能出右倾，在反对右倾的时候，又可能出“左”倾。他要求领导要充分地看到和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矛盾，同时也要逐一解决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要看到已经出现的问题，也要估计到我们还没有觉察而可能出现的问题，既要看到现状，又要预见到矛盾的转化。
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是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个重要原则，毛泽东在其领导活动中十分出色的运用矛盾分析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问题，取得重要的成果。他的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阶级分析的领导方法
列宁说：“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种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想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17]1941年9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对中央妇女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联合组成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的讲话中说：“对立统一，阶级斗争，是我们办事的两个出发点。”“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作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可是这些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我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18]
阶级分析的方法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到领导活动中，成为毛泽东领导方法的一项基本的领导方法。所谓的阶级分析法，就是分析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分析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阶级实质。阶级分析方法要求领导者站在一定的阶级立场上，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问题，分析各种口号、纲领、政策代表哪个阶级的利益，对谁有利等等。在革命年代，毛泽东成功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为革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了革命的性质、对象和任务，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毛泽东在运用阶级分析时出现了失误，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毛泽东在运用阶级分析法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今天，阶级分析的领导方法仍然是领导活动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千万不可因为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有失误，我们轻易放弃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分析方法。
实事求是的领导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独立自主的领导方法、调查研究的领导方法、矛盾分析的领导方法和阶级分析的领导方法是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活动，通过总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验而形成的毛泽东的领导方法的一些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这些领导方法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联系较为紧密，具有普遍的领导方法意义。
三 毛泽东具体领导方法的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领导方法除了与世界观和方法论紧密联系的基本领导方法外还有具体领导方法。基本领导方法和具体领导方法共同构成毛泽东领导方法思想体系，基本领导方法在现实领导活动中需要进一步的具体化，具体领导方法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具体体现着基本领导方法，具体领导方法是对基本领导方法的补充和深化。毛泽东具体领导方法主要有：统筹兼顾的领导方法、“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弹钢琴”的领导方法，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总结经验的领导方法等一系列方法。
（一）统筹兼顾的领导方法。
统筹兼顾的领导方法是毛泽东同志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联系的基本原理运用到领导科学中形成的一个领导方法。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论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19]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又说：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20]
（二）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
1949年3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讲话中提出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他说：“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的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21]
毛泽东提出的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实质上就是在领导活动中一定要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质量互变原理。领导同志要对事物和问题作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因为事物有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量变引起质变，在质变的基础上引起新的量变。在质量互变规律上，毛泽东提出的在量变中有质变，其表现是部分质变和阶段性质变。这是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又一个贡献。正因为如此，在领导方法上，毛泽东重视对事物作定性和定量分析，提出胸中有数的领导方法。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同志对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十分重视，他结合着毛泽东的其他思想以及当今复杂性科学发展状况，提出“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钱学森认为：“复杂性的问题，现在要特别重视。因为我们讲国家的建设，社会的建设，都是复杂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科学技术就将会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发展。我们要跳出从几个世纪以前开始的一些方法的局限性。我们既反对唯心主义，也反对机械唯物主义。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在这方面，我们是居于优势，千万不要妄自菲薄。实际上，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从整体上来认识问题，把握住它的要害。我想这也可以说是我们党这么多年来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所积累的经验。也可以说，中国革命所取得的这样一个巨大的成绩确实是了不起的。我们这些经验，经过老一代革命家的总结，集中成为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而这样一个哲学思想恰恰正是指我们研究复杂问题所必需的。”[22]钱学森以此为指导，创立了“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综合集成的实质是专家经验、统计数据和信息资料、计算机技术三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一个以人为主，人—机结合的高度智慧化的系统，发挥这一系统的整体优势，去解决复杂性问题。钱学森同志提出的“综合集成法”是对毛泽东领导方法的发展，对于我们今天从事领导活动具有重要意义。
（三）学会“弹钢琴”的领导方法。
学会“弹钢琴”的领导方法是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中提出的。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相互配合。党委要抓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我们现在管的方面很多，各地、各军、各部门的工作，都要照顾到，不能只注意一部分问题而把别的丢掉。凡是有问题的地方都要点一下，这个方法我们一定要学会。”[23]学会弹钢琴的领导方法含义就是，其一领导工作要注意节奏;其二，围绕中心工作，全面推动工作展开。
毛泽东提出的学会弹钢琴的领导方法实质上就是我们今天经常讲的系统方法，按照事物本身的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中加以考察，从系统中要素与要素，系统与环境等方面进行系统分析的科学方法。
（四）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
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是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于领导活动中形成的一个领导方法。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说：世界上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一定的曲折性。1959年4月，毛泽东又进一步说：我们做工作，定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的法则，客观规律，是一个工作的方法。
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有两个表现：一是，工作有进有退、有起有伏、有快有慢、有张有弛;二是，领导做工作总是由点到面、由小到大、由少到多不断展开的过程。波浪式前进的领导方法实质上体现了事物发展过程中前进性与曲折性统一的原理。领导者不要急于求成，欲速不达，正确看待事业上的挫折，正如毛泽东所说：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遇到挫折时，要看到前途的光明，鼓足勇气，勇往直前，争取胜利。
（五）抓典型、树榜样的领导方法。
抓典型、树榜样是毛泽东同志把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不平衡性原理与领导活动的实际经验结合起来所提出的一个领导方法。在领导工作中总会存在落后、中间和先进的工作情况，作为领导者要深入调查研究，找出先进经验，并把它作为典型经验加以推广，以此带动中间、促进落后向先进方向发展。列宁曾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领导者为了实现领导目标，将被领导者中的先进或典型树立为榜样，引领群众为实现领导目标而努力奋斗。抓典型、树榜样是毛泽东领导活动中的一个生动具体方法。1948年3月12日，毛泽东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现在是成千万的人民群众依照党所指出的方向向着封建的买办的反动制度展开进攻的时候，领导者的责任，就是不但指出斗争的方向，规定斗争的任务，而且必须总结具体的经验，向群众迅速传播这些经验，使正确的获得推广，错误的不致重犯。”[24]
在毛泽东的领导活动中，他较为注重抓典型和树榜样的领导工作。比如为中国人民所熟悉的：毛泽东1939年12月21日写的《纪念白求恩》的白求恩大夫“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25]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写的《为人民服务》，他说：“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26]解放战争时期的刘胡兰，毛泽东为她的壮丽牺牲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普通战士雷锋，毛泽东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我国石油工业的先进大庆及其铁人王进喜等等。这一系列的典型和先进几乎成为毛泽东时代的符号和象征，他们激励过无数中国人民和国际友人，直到今天这些英雄人物和典型事例仍然在激励着我们为实现现代化而努力奋斗。
（六）总结经验的领导方法。
总结经验是领导者提高自身素质的重要方法，也是领导者作好领导工作的重要方法。毛泽东非常重视总结经验，并把它作为一个具体的领导方法。1941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关于总结财经工作经验给谢觉哉的信》中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说话、做事、打注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问的，连梦都不会作。-----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27]领导者只有总结好经验，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政策。1942年4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整顿三风》的报告中强调：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的工作，都应当好好总结经验，制定一整套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它们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28]
总结经验不仅是制定正确的方针、政策的领导方法，它还是领导者取得胜利的领导方法之一。正如，1948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中说：“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零年以前，就别扭的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29]
对于怎样总结经验，毛泽东认为，经验很丰富，但是不能罗列很多事情，而是要抓住重点，从实际出发，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总结。这样总结，会给我们全党一个推动力，使我们的工作比过去做得更好。总结经验，毛泽东认为不仅要总结成功的经验，错误的经验也要总结。这样可以使有益的经验得到推广，从错误的经验中取得教训。
总结经验是提高领导者素质，是领导者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实现领导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毛泽东将总结经验看作是一个具体的领导方法。
（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领导方法。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和分析革命胜利后国家建设的重大问题，把矛盾的统一性原理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提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领导方法。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30]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遵循的基本方针，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领导方法。
矛盾具有普遍性，事物即矛盾，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矛盾具有斗争性和统一性。矛盾的统一性使对立的双方相互联系在一起，使对立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矛盾的统一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为事物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使对立的双方可以相互利用，并规定了对立双方转化的基本形式。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者要充分利用矛盾统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便顺利实现领导目标。
在毛泽东的领导活动中，他还提出过许多具体的领导方法，诸如：试验的方法、蹲点的方法、开好会议的领导方法等等，我们就不再一一叙述。
毛泽东在其领导活动中，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创立了较为完整的领导方法思想体系，形成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在他的领导方法论中，基本领导方法处于核心的地位，具体生动的领导方法是对基本方法的进一步补充、说明和完善。从总体上看，首先，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总是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分析、提炼领导经验，使之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领导方法。因此，我们在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的领导方法时，应当注意它的这一特点，把学习、研究和运用毛泽东领导方法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起来。其次，毛泽东的领导方法论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它的一些基本方法具有普遍性特征，因而具有长久的指导意义。有的方法具有时代局限性，因而，需要我们根据实践的发展，吸取新的思想，不断完善它、发展它。
注释：
[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0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01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 《陈云文选》第1卷，第34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 《陈云文选》第3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6]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4页，364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54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8]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9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9]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9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15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13]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0-361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
[14]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0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5]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790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6] 《列宁选集》第55卷，第192页，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
[17]《列宁选集》第26卷，第60页，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
[18]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1-2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9]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39-34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20]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
[21]〈〈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
[22]钱学森：《要从整体上考虑并解决问题》载《人民日报》1990年12月31日，第三版。
[23] 《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2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4]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80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25]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1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6] 《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7] 《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9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8]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9] 《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1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版。
[30]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67-268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李少军，察网专栏学者，北京大学44118太阳成城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发表于 2018-05-08